長天傳播

[謝秋涫年輕時曾活躍於滿鐵大連病院，但當滿洲國的傀儡政權成立後，在東北經歷大清、北洋政府政權交替的謝秋涫，內心十分複雜。]

1909年明治42年，來自台中豐原的年輕醫師謝秋涫，從日本乘坐郵輪來到大連，剛到東北時，中國還是隸屬清朝統治，但大連已經租借給日本。

謝秋涫的女兒謝久子說:「我爸爸在台灣醫學學校畢業以後，他教授要上東北大連滿鐵醫院做院長 ，問我爸爸去不去，我爸爸說好啊，我和你一塊兒去，教授便領他上大連，以後在大連滿鐵醫院做事」

滿鐵大連醫院，現大連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曾經是中國的頂級醫院，創建於1907年，醫院由德國人設計，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主持建造。地上五層，地下一層，現代框架結構它已不完全是古典主義的模式，觸目可見的是濃厚的現代歐式的生動氣息。當年謝秋涫便是這所醫院裡活躍的年輕醫生。當「滿洲國」的傀儡政權成立後，在東北經歷大清、北洋政府政權交替的謝秋涫，內心十分複雜。

謝久子回想起父親當時壓抑的心情道: 「日本占東北，我爸爸心裏是不爽快了。他對中國人的治療很熱心，所以他的名氣很好。每天晚上都偷聽蔣委員長的廣播，所以他的心在中國。」

新竹湖口的醫生世家張七郎，和台中豐原的抗日世家謝秋涫，都是台灣總督府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只是謝秋涫去了東北的滿鐵醫院，而張七郎來到台灣東部的花蓮鳳林開設仁壽醫院。

[謝秋涫在東北開設的第一家獨資醫院-百川醫院(吳餘德提供)]

從1900年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長達半世紀的時間裡，在東北行醫的台灣醫生，依著各式各樣的機緣來到「滿洲國」。像溥儀的御醫黃子正，還有謝秋涫，他們都是在台灣完成醫學教育後，才到滿洲，算是東北最早期的台灣醫生。而在東北，還有一批台灣醫生屬於留日派，張宗仁就是從日本醫科大學醫學院畢業後，被厚生省分配到「滿鐵醫院」。

張安滿是張宗仁的次子，在「滿洲國」出生:「你是台灣人，但是對日本人而言你是日本人，要接受政府的指令。日本政府又把他分配到滿洲去，在南滿鐵路醫院擔任醫師。在那個年代跟台灣早年一樣，你在公家單位擔任醫師，你自己也可以在外開業診所」

張七郎的3個兒子，宗仁、依仁和果仁都是醫生，出生醫生世家的張安滿，對當年東北醫院的格局，仍記憶猶新:「是一個磚造的房子，類似候診的地方，裡面把一個房間夾成一半，一邊診療、一邊治療。本來我們小孩子有另外的房間睡，後來因為二叔、三叔來，所以小孩子都擠在一起跟爸爸、媽媽睡。」

這是張安滿的東北記憶之一，他的祖父張七郎年輕時，也曾經遊歷東北: 「他除了遊歷江南、江北之外，也到過東北至少3次，要去看看中國的土地。所以你要知道，當初台灣到中國，是叫做出國，日本人是要簽證的，要辦出國的，所以張七郎也被日本政府懷疑是不是台奸」

在花蓮行醫的張七郎，平日對待窮苦與原住民病患極好，常常不收醫藥費，還特地蓋房子給病患休息，因此深受當地居民的愛戴。診所裡甚至還掛著孫中山的照片。當時中國跟日本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夾在中間的台灣人，處境尷尬，縱使張七郎愛國心切，卻不能將滿腔熱血給表達出來。「在醫院的診療室裡面，表框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旗，還懸掛了孫中山先生的照片，日本人官員來，說你怎麼掛這個！這是我國家我的民族的旗幟、我民族的偉人，他說你應該要掛明治天皇，他說明治天皇是你們的偉人、你們的皇帝，你在你家掛，你不要把這個東西掛到我家！所以我想，張七郎從來沒有認為他不是中國人」張安滿憶述。

有著強烈中國意識的醫師張七郎，他的3個孩子也承襲衣缽，在遼寧海城開設和家鄉同名的醫院。長男張宗仁，經台中第一中學校考入東京的日本醫科大學，畢業後先留在日本服務，後來滿洲國擔任滿州國立醫學院教授與產婦人科長，在無數的夜裡，為無數懷胎十月的母親，親手接生了新生命。而三男張果仁，則是在淡江中學就讀，後考入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也選擇到到滿洲國，與大哥張宗仁、二哥張依仁一起，在海城仁壽醫院執醫，他們的熱心及醫術，在當時為海城人所稱道。

而早在張家懸壺海城以前，謝秋涫則是在黑龍江的齊齊哈爾開設百川醫院，這是台灣人到東北開設的獨資醫院之一。

謝秋涫曾歷經1910年東北的大鼠疫，造成了6萬多人死亡。儘管當時僥倖地躲過了這場劫難，但謝秋涫的女兒謝久子卻沒躲過，她在就讀滿洲醫大時，再次遇上新一波的東北鼠疫:「那個時候好恐怖，把村子都燒了，那時候我在大學念書，學校派人到長春來家庭訪問，說你們家有發燒沒有?只要有染上鼠疫的，房子都燒掉，什麼東西都不能拿出來。」

除了要面對染上傳染病的威脅，在東北行醫的醫生，還可能面臨其他驚險。像滿洲醫科大學畢業，以皮膚科為專業的黃順記，就在出診的途中，遇上土匪綁架，總是四處奔波忙著接生的張宗仁，則是在海城遇到狼群攻擊。

張宗仁之子張安滿說: 「東北在那個年代，常常有野狼出沒，一有患者，父親便義不容辭僱了馬車，四匹馬拉的車喔，就這樣帶著患者的家人前往看診，然後騰折了大概將近一個晚上，小孩子生出來以後，好像也沒拿錢，連馬車費也沒有拿，那回來的時候據說就受到狼群的攻擊。」

黃順記的兒子黃鵬謀: 「有一次父親冬天晚上坐馬車去看患者，去的地方是鐵絲網的外面，有三個當地的人，把馬車給擋著，說叫你下來！那就是什麼？綁票啊！但是我們父親一下馬車，那三個人就嚇一跳，說這個是黃院長嘛！這個人碰不得碰不得！為什麼？這個黃院長，我家裡的女兒是他救的！放他走! 」

 黃順記，台灣台南人，身為長子的他，長榮中學畢業以後並沒選擇馬上升學，而是當農場書記協助貼補家計，但他求學的慾望並沒有因此而中止，下定決心要續讀的他，存了三年的錢，前往滿洲，選擇到當時學費較為低廉的滿洲醫科大學就讀。就學期間，黃順記曾親眼目睹「九一八事變」，而當時台灣人的身分曾讓他一度陷入危機。就這樣，黃順記在兵荒馬亂的時代，完成了他在滿洲醫科大學的學業。畢業後的他並未回台灣開業，而是先在奉天的赤十字病院服務，主診皮膚科。皮膚科的內容五花八門，舉凡性病、泌尿、疝氣、膀胱切除等，都在診療範圍內，由於需要動手術的病患很多，黃順記常常在開刀房一待就是一天一夜。一直到他的手受到感染，不能常常浸水，才轉診到不用常動手術、也無需常洗手的小兒科，繼續為當地百姓服務。

就這樣，台灣醫生在東北的際遇，有驚險、也有情誼。隨著在東北行醫的紮根，這些台灣醫生愈來愈關注中日戰爭的變化，因為他們未來的命運，都和這場戰爭的結果息息相關。

1931年8月23號，一個5千多人的送葬隊伍，浩浩蕩蕩的穿越了平常熙熙攘攘、商機蓬勃的台北大稻埕，這是為蔣渭水送葬的行列。

蔣渭水為台灣日治時期醫師，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運動領導領袖之一。他所發起的四個事業，深深地影響了全台灣：第一為創立史上第一個全台性的文化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第二為創辦第一份台灣人的報紙《台灣民報》，第三為成立第一個具有 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第四則是組成第一個全台性的工會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在這4個組織當中，最早即是成立於1921年10月17日的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推展提升民眾文化的作為，舉凡發行文化會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等各類文化活動，是1920年代台灣啟蒙運動之先驅，蔣渭水因此被稱作是「台灣國父」。

然而在日治時期，台灣人權利處處受限的情況下，不僅僅是蔣渭水，許多台灣醫生也同樣投入民主運動，成為當時的潮流。

蔣渭水的姪孫蔣朝根，對祖父那個年代的描述：「當時有一句話叫做「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如果只醫病，那是一個普通的醫生；上醫醫國，則是關心整個社會。當時在學府裡頭，聚集著了一群台灣精英，彼此產生激盪。他們無論是從島內或者從島外，多多少少都會獲得一些訊息，比如說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或者是在東京留學生的活動，所以他們祕密地組織了一些社團，來聲討這種殖民體制。」

[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

日治時期，日本為了有效壓抑台灣人的民族思想，限制了台灣人接受教育的選項：「日據時代若去當醫生，在台灣來說算是一流的人，因為日本人限制你不能去讀法律，只能去讀農業和醫師，連工科也不讓你讀，做醫生政府干涉不來的，所以說很多優秀台灣的青年，紛紛向醫進行」黃鵬謀的父親黃順記，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的台灣人。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當時台灣就只有這一所醫科大學，於是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東北，成了許多擠不進醫學窄門的台灣青年讀醫的另一個選擇。

滿洲國在當時有第一流的醫學校滿洲醫科大學，吸引不少台人前往就讀，他們畢業以後，大半留在當地服務；也有自台灣、日本、朝鮮的取得醫生資格者到滿洲國行醫，他們在缺乏醫院、醫生這個新國度發揮所長，為滿洲國帶來完善的醫療以及健康。 

如今96歲的廖泉生，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戰後他回到台中開設仁愛醫院，執業超過72年。如今他年事已高，仍舊堅持看診，他的妻子說:「當地都是講國語，只有遇到日本來的患者，我們才講日語，他們很喜歡台灣的醫生，因為可以溝通，看病都指名找台灣的醫生，所以台灣的醫生都發展的很好。」

另一位93歲的謝久子，是3名當年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裡就讀的台灣女學生之一。 但她和其他出生台灣、遠赴滿洲求學的台灣人不大相同。身為台中豐原抗日望族的謝久子，出生東北，從小便在滿洲求學，接觸的都是日本教育。但她的父親謝秋涫，卻要求孩子得熟悉漢語:「有一段時間，父親請了個家庭教師教我漢文。漢文學了幾個月，我就不願意學了。但我知道，爸爸心裡還是想讓孩子知道漢文的……」

[出生抗日家族的謝秋涫，承襲了家族的精神，擁有要子女一定學習漢文的執著。(中間為謝秋涫)]

謝久子的父親謝秋涫執著於漢文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小便對父親謝道隆的抗日事蹟耳濡目染。1895年高舉虎旗抗日的「台灣民主國」大將丘逢甲，跟謝家是親戚。「台灣民主國」失敗後，謝秋涫的父親謝道隆只得離開台灣，去中國避風頭，等到風平浪靜後，才再度回到台灣，然而這時的台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謝道隆總共有6個兒子，其中謝秋涫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便赴「滿洲國」行醫。老四謝秋濤也是醫生，而最小的兒子謝秋汀雖不是醫生，但也去了「滿洲國」，繼承抗日家族的精神，在東北進行反日的地下工作

謝秋汀的女兒謝青雯跟父親一樣，對當年日本的侵略行為有著激昂不平的情緒:「日本人很壞，他們把精英分子都關在診療室，我父親想要繼承爺爺的遺訓，要打日本，因為有這種想法，他認為他不要陷入醫生的窠臼，一心只想著要回歸祖國。」

謝道隆的孫子謝文達更為特殊，他年輕時就讀日本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是台灣史上第一位飛行士。因為結識「議會請願運動」中林獻堂和蔣渭水等代表人物。1921年，他駕駛著飛機，在東京和橫濱上空盤旋時，撒下了為台灣人民發聲的抗議傳單。

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回憶起父親大膽的反日行動說道:「蔣渭水那時有問說這行動要多少經費，我父親揮揮手說免了，不用錢。這個傳單的內容寫得很簡單，說日本憲政體制的台灣總督高壓政策下，是日本現行體制的恥辱，是日本憲法制度的恥辱，台灣總督壓迫台灣人，台灣人在痛苦深淵之中，希望日本有志者能夠幫忙，讓台灣有議會。」

謝文達此番熱血的抗議行動，讓他馬上遭到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通緝，於是只好逃離日本，暫留東北。但此舉已讓他被關東廳警務局列為思想監察對象，後來謝文達只好轉往南方，加入黃埔軍校擔任飛行教官，完成反日的志向。然而身為空軍裡唯一的台灣人，特殊的身分不免引起同期的猜忌，認為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對他的忠誠始終無法信任。就算在這樣兩難的環境下，謝文達心中依舊懷著抗日的使命。

台中豐原的謝家 6兄弟，就有5人去了東北，儘管每個人懷抱的想法都不一樣，但他們知道自己和中國有著切不斷的臍帶關係，血液裡流淌的，是反日的激情。在「滿洲國」，每5位台灣人，就有1位醫生。這些醫生穿著白袍，在東北闖天下。他們深知行醫的背後，一定能為同為日本殖民的滿洲，有所貢獻。

1936年，小林躋造抵達台灣，成為台灣第17任總督。

出身日本海軍的小林，非常明白他此次擔當大任的目的，就是為日本的對外擴張做準備。

關於日本想稱霸東亞的野心，有一個人非常清楚。那就是被日本關東軍趕出東北的張學良。

祖籍河北的張學良，之所以視東北為故鄉，是因為一百多年前，中國的主人還是大清，他們視東北為滿清的發源地，以山海關為界，不准漢人進入。

從小生長在東北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郭相聲說道：「滿清考慮啥呢，滿族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文化，漢族一進來就雜混就不清了。結果漢人到了東北以後，發現土地肥沃、林茂、水多，糧食豐產，被堵了一批以後怎麼辦呢，於是他們繞著過，偷的過，這樣偷的過一批又一批……」

我們稱這群主要來自山東和河北的漢人，偷渡前往東北的開拓史為「闖關東」，如今居住東北的滿人後代，不到一成。超過九成的人，都是當年闖關東的漢人後代。張學良的家族，就是其中一批。 

1931年「918」事變後，張學良年紀輕輕就當上將軍，主要還是來自父親張作霖的庇蔭。他帶著東北軍來到西安，擔任由蔣介石任命的「西北剿匪副總司令」這個職務。

 然而張作霖死於日本人之手，張學良的肩上從此背負起國仇家恨，以及東北漢人的期許。他深信和日本開戰，是他重返東北的唯一機會。

洪文山：「都是掛名的嘛，在張學良心裡當然不服氣，他一直想要收復東北，回到家鄉，可是老總統的看法是為顧全國大局，說不能跟日本打仗，我們打不過，實力差的太懸殊了，所以才攔阻他，不讓他打。所以他心裏一直想要報復，要回東北。這才發生西安事變」

[張學良與蔣介石]

西安事變發生於1936年12月12號，張學良決定和共產黨合作，脅持了蔣介石。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此事件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使中國建立了形式上的抗日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從此一去不復返。「滿洲國」就在張學良離開東北以後，成立了。

對離鄉的張學良和返鄉的溥儀來說，東北都是他們的故鄉。

而被日人捧在掌心裡，被禁錮回東北的溥儀，頂著「滿洲國」皇帝的頭銜，沒有實權就算了，四周還充斥著日本特務。成天過著身不由己的生活，表面上是皇帝，其實只是日本關東軍為了利己而操控的傀儡。日漸焦躁的溥儀，弄了一間小私塾，讓落魄的大清皇族來皇宮念書，愛新覺羅‧毓嶦，就是當時的學生之一：「溥儀他養活我們這幾個學生，幹什麼呢？我們就是他的奴才，專門要聽他使喚」

北京的恭親王府，是朝廷皇親國戚的住所，溥儀在滿洲建國後，中國各地的滿人紛紛回到東北協助建國。他們到了「滿洲國」以後，日本也不忘供給皇家王爺們薪餉，還是一般滿洲人收入的十來倍！像愛新覺羅‧毓嶦的父親就是「滿洲國」的末代王爺：「我父親那時候，在大連生活，說「滿洲國」一年給他一萬塊錢，條件是他要保持過去王爺的那個架子，對外也要有些活動，還有一個專門對外的秘書，這些一切的開銷每個月總是花光。」

[溥儀身高170公分、體重不到60公斤的他，看起來瘦弱無比，藏在眼鏡後的眼神，如同窺視一般膽顫心驚，透露出其敏感多疑的性格...]

在「滿洲國」內，皇親國戚在建國後，對溥儀帶領下的滿洲還是心存期待和希望。畢竟大清皇帝溥儀登基時，年僅3歲。在華麗而厚重的龍袍下，溥儀幼小的身軀，注定撐不起在中國當家了兩百多年的大清，在坐了4年龍椅之後，溥儀見證了大清王朝的滅亡，此後深居紫禁城的他，提心吊膽生活了12年，直到被革命軍馮玉祥趕出紫禁城。

逃亡到天津日本租界的溥儀，在日本人精密計算下，被請去滿洲當政治傀儡。「滿洲國」成立時，溥儀年僅26歲，和他一起住進皇宮裡的是3個他不是很在乎的女人，皇后婉容、淑妃文綉和貴人譚玉齡。

謝介石的兒子謝白倩提到這段稗官野史時說道：「溥儀成天都鬱悶，所以咱們說好像他喜歡男的，同性愛吧。」

關於溥儀的性向，從古至今一直爭議不斷，但他當時還是娶了兩位後宮，分別是皇后郭布羅氏婉容，以及皇妃鄂爾德特氏文綉。其實溥儀選妃的時候，第一個圈中的並不是婉容，而是文綉。但文綉長相平平，當時十七歲的婉容卻出落得美麗高貴，而且她的家世顯赫，深得四位太妃喜愛，於是最後選了婉容當皇后。但文綉既已被皇帝圈上，便不能嫁給他人，於是成為後宮妃子。而她們後來的際遇，就如同踏進皇室的起點一般，大不相同。

[皇后婉容]

關於皇后婉容，溥儀在她初進宮時十分寵愛她，還為她聘請過英文老師。婉容相貌嬌美、談吐文雅、舉止端莊，是一位集中西方文化優勢於一身的美麗貴婦。但兩人婚後一直無子，後人對此做過許多臆測，像是溥儀的性向、溥儀得了性病等等，傳言皆榜上有名，儘管如此，真正的原因仍無從知曉。婉容集溥儀寵愛於一身，然而卻因憂心文綉會瓜分溥儀的愛，而處處刁難，終導致溥儀對婉容的厭惡，與婉容漸行漸遠，鬱鬱寡歡的婉容轉而將生理的慾望轉向吸食鴉片、跟侍從私通，甚至懷上侍衛的孩子，傳言這位嬰兒甫出生，便被溥儀丟進熔爐燒死。儘管婉容的人生，已因深鎖末代王室而變得如殘花敗柳一般悲涼，但她就是放不下皇后的名份，無法抽離，最後的確如她所願，成為大清最後一位皇后，但她的後半生，已不如當初嫁入皇室一般幸福美滿。

        反觀與婉容同時過門的皇妃文綉(淑妃)，她的容貌、家世皆不及皇后婉容，不受四位太妃喜愛，又處處被婉容刁難，她與溥儀之間僅存夫妻之名。

    形同被打入冷宮的文綉，並不甘讓自己的人生受盡委屈。

[淑妃文綉]

當時的時代背景正逢政權更迭之際，日風逐漸開放，思想也日趨自由，於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刀妃革命」開始了，文綉趁著一次出宮散心，便不再回宮，只差人送回三封書信，訴請離婚。她的這個舉動著實讓溥儀及清朝遺老嚇了一大跳，開始拿繁文縟節對文綉施加壓力，試圖和解，卻適得其反。但文綉理直氣壯的列出當時民國憲法第六條(人人皆平等)的法令，並聘請律師與皇室抗衡，皇室碰了一鼻子灰，最終協商，以文綉終生不得再嫁，以及支付她一筆生活費為前提，簽字離婚。文綉因此成了大清史上第一位和皇帝離婚的妻子。

      為了懲罰讓自己遭受「休夫之辱」的婉容，溥儀迎娶了譚玉齡，封為祥貴人。儘管當時讓她進宮，只是為了逃避迎娶日本人女子，譚玉齡就等同擺設的犧牲品，但她心地善良、溫柔婉約、不擺架子的好脾氣，漸漸引起溥儀的關心。當時迷上攝影的溥儀，成天拿著相機把玩，據統計，拍攝譚玉齡的照片整整比婉容多了4倍之多，由此可見這位平易近人的貴人在溥儀心中的地位。可惜好景不常，兩人結髮7年後，譚玉麟病逝，但其死因眾說紛紜，也有人說是負責監視溥儀起居的吉岡安直，當初舉薦日本女子進宮不成，趁譚玉齡病重，藉機給毒死的。

[譚玉麟]

譚玉麟去世以後，吉岡安直再次向溥儀推薦日本女子，然而害怕徹底被日本人監控的溥儀，便以經歷喪妻之痛為由，拖延婚事。這次，溥儀從一堆中小學生的照片中，挑出了一位芳齡15歲，被稱為「末代皇娘」的李玉琴。她是最後一位遭受皇室荼毒的後宮女子。

[李玉琴]

此時除了妃子，圍繞在溥儀身邊的，主要還是被時代淘汰的清朝遺臣以及監視他的日本特務。儘管身為傀儡皇帝，溥儀仍然擺脫不了末代皇帝的汙名。身高170公分、體重不到60公斤的他，看起來瘦弱無比，藏在眼鏡後的眼神，如同窺視一般膽顫心驚，透露出其敏感多疑的性格。

伴隨溥儀左右的愛新覺羅‧毓嶦回憶起溥儀的多疑：「我在溥儀旁邊看報紙，

看完了你得翻面，一張報紙你一翻，不是會有點風？溥儀便怒說，你不知道我現在發燒嗎，感冒發燒我得避風，你在旁邊拿著報紙給我搧風，是不願我病好啊! 你說這玩意兒該怎麼小心，你也沒想到為了這事得給他趴地磕頭，你的腦袋得碰地，腦袋都磕破了。」

歷史的無情，總帶著一點荒謬。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開始了被禁錮的漫長人生；人在家鄉的溥儀儘管住在宮內，也形同被囚禁。他完全無權決定大小事，連為他看病的醫生他都作不了主。台灣醫生黃子正的兒子黃光國說:「滿洲國成立，溥儀需要個西醫，但他當時已經有好幾個中醫了，可他就是需要個西醫，他不相信日本人給他找的，但日本又不讓他找中國人，怎麼辦呢？」

 於是溥儀透過謝介石的人脈，介紹了黃光國的父親黃子正進宮，他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從上海來到東北，擔任「滿洲國」外交部囑託醫師，除了擔任溥儀的御醫，黃子正還得為其他皇室成員看病，其中也包括皇后郭布羅‧婉容。

黃光國憶述：「宮內府有電話來，我父親就要馬上趕過去，至於看的是甚麼病，不能講的，他也沒談過，所以基本上對皇室成員的個人健康，他很少提，可是偶而也會提到婉容抽鴉片的事 。」

在御醫黃子正眼裡，皇后婉容和皇帝溥儀，儘管是日本的政治傀儡，仍然不減大清皇室的餘威。

在「滿洲國」時期，一批批台灣醫生來到東北，將醫術廣行於東北各處，不論種族。他們被稱為「大夫」。甚至當時東北還盛行了一種說法，說遙遠的南方有一座島嶼，叫做醫生島，那個醫生島，就是福爾摩沙台灣。

[溥儀需定期拜訪關東軍司令官，以表忠誠。]

         1931年9月18日，日軍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在中國東北挑起了一場戰爭，藉機佔領瀋陽。中國的東北軍隊因此和日本關東軍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我們稱之為「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期間，日軍在中國瀋陽等地燒殺淫掠，肆意地屠殺中國老百姓，讓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張軍國主義導向的「少壯派」地位上升，國會和內閣總理大臣等「保皇派」的權力下降，日本因此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僅幾年時間，東北三省便全數遭日本關東軍佔領。滿洲國便在東北淪陷之時誕生了。

對於日本蠻橫的侵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坐視不管，請當時專門調停國家之間衝突的國際聯盟來協助調查此事。他們組織了一個以李頓將軍為首的李頓調查團前往東北，但因為航程太遠，延遲了調查團來華的行程。當調查團到達滿洲奉天時，滿洲國政權已被日本扶植成立，當地中國人都表示日軍非法佔領滿洲，而日本則對國聯宣稱其行動目的是維持該區和平。1932年9月4日，調查團在北平簽署了調查報告書，並將其送回日內瓦總部。報告書寫明「日本佔領行為是錯誤的」、「滿洲須交還予中國人」。在國聯針對這個事件的裁決進行投票前，日本以會進行更多侵略行動做要脅，但最後仍以40票對1票（1票為日本，另有暹羅投棄權票）通過了李頓報告書的聲明，否認滿洲國的合法地位，要求日本交還滿洲給中國。為此，日本憤而於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中國方面也因不承認滿洲國政權，而無法收復滿洲。日本從此明目張膽的支配起滿洲國。

[圖為 1932年5月，李頓調查團會見溥儀]

                從1932 到1945年短短14年歷史，滿洲國共有28個邦交國，甚至比台灣現在的23個邦交國還要多，但在中國的歷史上，滿洲國始終被稱為偽政權，這樣的說法對當年前往滿洲的台灣人來說，無法苟同。像在滿洲政府擔任興農部的參事官李朝舟就是一例，他的兒子李博信說: 「實際上認為滿洲政府是一個偽政府的，也只有國民黨政府，台灣人到滿洲去，是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情，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滿洲政府任職，他當然會這麼為滿洲國講話。」

        在這個被日本軍國主義給壟罩的時代，不論是侵略者日本、被侵略者中國、想闖天下出頭天的台灣人，每個人都有著各自的盤算。

像是跟隨溥儀二次訪日的謝介石，身邊不忘帶上他的兒子謝喆生做私人秘書。和父親一樣是從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他，似乎在謝介石心中有著特別的地位。 

1935年0 9月27號，謝介石帶著妻子王香禪，女兒謝秋生以及謝喆生回到台灣，參與台灣總督府為宣傳統治台灣40年舉辦的官方活動「台灣始政40年」，台灣總督府以及謝介石藉由這個活動，開始了各自的盤算。

       謝介石自從1911年前往大陸後，與台灣一別就是24年，其間總共才回台兩次。對出外打拼的台灣人而言，能夠風光返鄉是他們共同的心願，謝介石也不例外。曾聽母親講述這段往事的謝同生說: 「我母親說回去的時候是很隆重的，那邊接待的也非常周到，總的來說，跟我外公回台灣，就是光宗耀祖!」

當時的台灣總督中川健藏，為了謝介石的返鄉之旅，不但正式發出邀請函，還以國賓的規格禮遇。事實上，在謝介石還沒返台的半個月前，他的名字幾乎天天見報，「謝大使返鄉答禮之旅」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台灣，大家都知道謝大使要回台灣了。

如此刻意的安排，是經過台灣總督府的精心計算，因為他們要宣傳謝介石在官場上馳騁得意的影響力，是拜台灣總督府之賜，另外就是想要利用謝介石來沖淡台灣的反日情緒。受謝介石舉薦成為溥儀御醫的黃子正，他的兒子黃光國形容謝介石當年的光環: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台灣人裡面有人能當那麼高的官，是史無前例的，而且日本人用台灣人，不會讓他們在政界上出頭，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沒有一個人這樣，所以你知道當時謝介石是非常非常紅的。」

這樣一個紅人的返鄉之旅，有人艷羨，有人唾棄。因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幫總督府做一場政治表演。1930年代，儘管台灣已經有了鐵路和水壩等建設，但此時的滿洲已經相當先進，尤其是東北的鐵路建設，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經營下，已經和日本旗鼓相當，這輛行駛於「滿洲國」，新京到大連之間的列車「亞細亞號」，早在1934年首次啟用時，時速已經高達130公里，超越了當時日本鐵道的95公里，這比當時台鐵最高75公里的時速，足足快了將近1倍。而其他建設發展的速度也突飛猛進。當年的大連市民崔德林回憶道:「當時的大連情況，跟整個中國大陸比較的話，是挺開化的，大連早就有電燈、電話了。電車跟汽車也是我小時候就有了。」

儘管謝介石心裡清楚，「滿洲國」的建設已經超越台灣，他仍恰如其分地表示可以把統治多年的台灣，當成「滿洲國」的典範，為總督府做足了面子。為了加強日本人對他的信任，他在演講中公開批評台灣風起雲湧的「議會請願運動」，提出台灣民意仍有問題、地方制度改造尚早的談話，讓台灣的知識菁英和「改革派」的仕紳階級非常不滿意，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會見了謝介石，畢竟他是當時名氣最大的看板人物。

謝介石這趟繁忙的返鄉之旅，事實上只是日本的棋子。謝介石外孫謝同生形容: 「感覺上周邊都是些盯著他看的人，日本人都有安排著，處處都是緊咬是非的那樣」

在結束這場政治表演秀以後，謝介石便回到他的家鄉新竹，接受謝家族人的熱情款待。撇開達成台灣總督府的任務不談，除了享受光榮返鄉的光環，謝介石還有一個盤算，就是要促成他的二兒子謝喆生跟新竹首富鄭肇基的千金鄭蓁蓁的親事，這恰恰說明了為何謝介石選擇鄭家的敬業院，做為他在台辦功的臨時官府。

他的孫子鄭德宣對印象中的謝介石有這般見解:「謝介石跟我祖父在新竹就認識了，當年謝介石去上海發展，過不了多久就到滿洲國去。當時台灣正處日治時代，他又是親日的，一直希望能衣錦還鄉，所以謝介石希望在他故鄉，以前看不起他的人也好，他的宗親面前也好，就希望跟我們結成親家。」

「謝鄭聯姻」是當年新竹州的大事件，大婚當天，日本警察便督促著百姓們把全新竹市的道路打理的乾乾淨淨，張燈結綵，自早晨起大街小巷全是等著一睹世紀婚禮的市民跟來自各地賀喜的達官貴人。對於這場婚宴的實況，鄭德宣當時雖還沒出生，但時常聽長輩提起: 「宴客地方就在我們家院子裡面，據說開了六十桌，連續吃三天晚上的囍宴。對當時的社會而言，這就像場世紀婚禮，因為附的嫁妝非常的豐厚，有一個一公尺金打的棺材，以前一定要送棺材，但我們認為送一般棺材太沒面子了，畢竟謝介石是外交部長，在大陸權傾一時，尤其在日本人面前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一來不能失禮二來我們也要面子，所以就盡量的鋪張。」

[1935年轟動新竹的大事件-謝鄭聯姻。新竹首富鄭肇基與滿洲國駐日大使謝介石成為親家。(謝全提供)]

在日治時期，能像謝介石這樣離鄉背井到陌生的環境發展，在回到台灣時能光宗耀祖，是許許多多身在「滿洲國」打拼的台灣人共同的想望，然而在那個時代想實現這般想望，只能與統治者日本搭上線。

1934年的「滿洲國」，是溥儀從執政轉變為皇帝的一年。而台灣人「來去東北」的潮流，逐漸帶動了兩岸之間的交流，彼此的流行文化也漸漸地有了交集。

   《台灣人在滿洲國》中，有兩位最耀眼的人妻，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她們的美麗、堅毅與勇氣，讓這段歷史在強硬中有了溫婉、戰火中有了柔情、悽苦中有了安慰。她們是林氏好與王香禪，恰巧都是娛樂界的翹楚。

      1930年代的女性會前往滿洲國，大都是隨著家族，沒有女人是隻身到寒冷的東北去的。但台灣知名聲樂家林氏好，卻是一個人帶著簡單的行囊以及他的好嗓音，到東北發展她的娛樂事業。給了林氏好提起勇氣獨自勇闖天涯的原因，是因為丈夫盧丙丁的失蹤，讓她再也無心在家鄉唱歌，收拾起破碎的心離開了台灣。

[林氏好簽名照 (林章峰提供)]

她的丈夫盧丙丁，除了是台灣工友總聯盟的主要幹部，更和蔣渭水一樣是台灣民眾黨的一員，專為爭取台灣人的平等參政權四處奔走，本來從事教職的他，為了低調，改走和他太太一樣的娛樂事業，到戲院做「辯士」，在當時的娛樂圈夫妻二人的名聲很高。但他知所以從事「辯士」這個看著電影說故事的行業，實際上是為了號召台灣人團結反日。張幸貞: 「辯士就像是今天的名嘴，比如說他們跟總督府申請說要放關於北極熊的影片，總督府聽到北極熊，覺得無傷大雅，而且還父教育意義，自然不疑有他的答應了。結果播映的時候辯士就開始說，在那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麼困難的環境當中，北極熊牠們會互相幫助，所以我們台灣人更要團結!就是會用這樣的方式暗諷當時的社會情景，在戲院駐守的日本警察就會跳出來制止辯士不得再講下去，下面的臺灣人就會開始起鬨說要看下去。」

    盧丙丁因此成為當時日本政府監視的首要對象。在蔣渭水逝後4年，剛好搭上日本人侵華戰爭的開始，他們趁勢掃蕩台灣的反殖民勢力，因為他們即將大舉侵略東亞，不能讓台灣的反日聲浪太過高昂。盧丙丁自然也在日本人剷除名單內，以痲瘋病為由，被送進樂聲療養院，從此消聲匿跡。「他因為曾經被毒打，所以皮膚上有一些傷痕，就有疑似痲瘋病的病徵，結果就被抓進樂生療養院，但經過診治以後，覺得這應該算是輕微的，不用待在院裡，所以日本人就開始跟他談條件，請他離開台灣，不准再回來。」張幸貞說。

林氏好身為盧丙丁的結髮妻子，她的好聲音不但沒被埋沒，反而被日商擁有的古倫比亞唱片公司簽下，請她到日本灌唱片，並允許她用母語(台語)唱出台灣風光。張幸真:「台灣人終於出了一位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唱自己的音樂，而且是可以用比較西方的唱腔來唱的歌手出現。」

[林氏好古倫比亞演唱會，她是日治時代第一位用母語(台語)唱歌的台灣人 (林章峰提供)]

當年她所演唱的「咱台灣」紅遍台灣，後來甚至前往日本和滿洲國發展，歌聲同樣傳遍東北。其實「咱台灣」的歌詞唱的雖是台灣景色，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其實是首有著抗日情懷的歌曲，但在那個年代，日本並不覺得這首歌有反抗意識，只覺得她唱出了殖民地的風光。在滿洲國，不論日本人跟台灣人，都是身在異鄉打拼的人，而林氏好的歌聲，撫慰了他們的鄉愁，帶給他們娛樂，與溫暖。

同樣踏上東北土地的女性，除了歷經喪夫之慟的林氏好，另一名則是為了支持丈夫的仕途，前往東北的台灣知名藝旦王香禪。她的丈夫正是《台灣人在滿洲國》的主角謝介石。

[讓謝介石發光發熱的幕後推手-她的妻子大稻埕名藝旦王香禪，當年若不是她傾力支持，謝介石也不會前往中國，更不會有機會成為台灣人時現夢想的先驅。]

在台灣的唱片、電影都不發達的時代，藝旦間是台灣人最大的娛樂場所，男人們到這裡尋歡解悶，同時也是文人雅士彼此傳遞訊息的場所。藝旦的主要表演的內容有南北戲曲、京戲和歌仔戲，除此之外，藝旦還得會吟詩作曲，而大稻埕因為商業活動發達，也成了藝旦間的主要集中區。

王香禪身為當年台灣勸業共進會公認的三大名旦之一，在大稻埕紅極一時，不但能彈能唱，還會寫詩。她將自己上一段失敗的婚姻經歷投入詩的創作，並且發表在報紙上抒發心情，而這些詩正巧讓懷才不遇的謝介石看見，被王香禪筆下的情意所吸引的他，也透過報紙，發表安慰詩回應王香禪。謝介石這個舉動，漸漸打動了王香禪的心，兩人因此結識、成為夫妻。

儘管當時謝介石還是個默默無名的窮書生，但王香禪身為名藝旦，見多識廣，閱人無數，看出謝介石的才氣與前途，支持丈夫勇闖天涯。1911年，王香禪便跟著謝介石去了中國，而謝介石也不負王香禪期待，到了東北果然大放異彩。

謝介石的孫子謝輝說:「我祖父之所以從政，和王香禪有很大的關係，王香禪在台灣的知名度，當時比我祖父要大得多的多，這是其一，其二，我祖父在從政期間，所有的資助都是出自王香禪的手，據說當時王香禪拿出了五斤的黃金，資助我祖父從政，因為王香禪也看出我祖父是個人才，將來必有大用，所以她拿出自己的積蓄。」

這位支持丈夫勇闖天涯的大稻埕藝旦王香禪，兩人牽手到了中國，首先落腳上海，沒想到竟在他鄉巧遇了在台灣的忘年之交-連橫。

連橫與王香禪在台灣就已相識，兩人被彼此的才氣所吸引，相知相惜，精神層面上的交流十分頻繁，連橫的「劍花室詩集」裡便收錄了一首七言絕句「滬上逢香禪女士」，來表達初逢王香禪的心情:

「淪落江南尚有詩，東風紅豆子離離，春申浦上還相見，腸斷天涯杜牧之。」

連橫將自己比喻為浪漫詩人代表杜牧，抒寫著對於初逢王香禪的驚喜，以及獲知她已成家的遺憾。由此可見連橫與王香禪深厚的情誼，從初識便已令人難忘。 而在王香禪停留上海的這段期間，兩人再續前緣，拜了連橫為師，請他精進自己的詩詞賦曲，兩人的師徒關係日漸深厚，而王香禪的丈夫謝介石，因此與連橫成了摯交。

1912年，謝介石受北洋政府所雇，前往吉林法政大學教書，夫妻倆便從上海移居東北，臨走前也邀請了連橫一同，因為東北是當時言論相對自由的地方。

連戰說: 「在吉林的時候，我祖父住在謝家一段時間，還寫了首詩，說客舍扶持如骨肉之距，意思是在客居那個時候，你們對我的扶持照顧，親如骨肉。這種交情應該是不錯的。」

後來連橫在《吉林新報》當記者，對袁世凱恢復帝制充滿批判的他，與謝介石站在主張恢復帝制「復辟派」的立場雖然呈對立的兩端，但因為彼此的友誼，兩人互相尊重，儘管從史料上看不出連橫的政治立場，但兩家的關係並未因政治的紛亂所影響，依舊緊密。連橫的孫子連戰補述: 「《吉林新報》還有一個叫做《邊聲報》，你批評袁世凱、反革命等等的，除了日本人以外，沒有人來管你的，所以這個報不只賣到全中國，還銷到海外去的，所以我認為這是我祖父留在東北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台灣大稻埕紅極一時的藝旦王香禪，到了東北以後的生活鮮少被人描繪，但關於她的丈夫謝介石卻為人稱頌，聲名遠播。我們都知道有一句俗話，每個成功的男人，身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從謝介石順遂的仕途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背後有個女人，用盡畢生的積蓄，放下自己的娛樂事業，將自己的下半輩子奉獻給她的夫君謝介石，讓5000多名台灣人，因著謝介石的成功，前仆後繼的到了滿洲國。如果說沒有王香禪當年的五斤黃金，也許《台灣人在滿洲國》這段歷史就會被改寫。

大家都說時勢造英雄，但這兩個女人面對時代的壓迫，所展現出的勇氣與付出，在英雄前也不惶多讓。一個用歌聲，撫慰了在天寒地凍的東北離鄉遊子的心；另一個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了台灣近代史上的傳奇人物。儘管是在女性主義尚未抬頭的時代，她們散發出的鋒芒依舊，為《台灣人在滿洲國》添加了更多色彩。 

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遭到英、美兩國經濟上的阻斷，社經陷入蕭條，在一片慘淡的情況下，一群如同叛逆青少年般血氣方剛的「少壯派」，帶著對以日本天皇為首的代表「保皇派」息事寧人態度的不滿，主張大興峰火，燎原國際，以示國威。這樣的新舊勢力，在日本國內互相牽制，一直延續到1934年，也是滿洲國邁入的第二年，在「少壯派」聲勢一面倒的情勢下，「保皇派」為了重獲日本國內的支持，終於不甘示弱，主張讓滿洲國跟日本同樣施行天皇體制，讓溥儀從「執政」變為「皇帝」。「保皇派」這樣的說法，讓「少壯派」無可辯駁，就在保皇派和少壯派的鬥爭漩渦中，沒想到這個才剛在日本掀起熱烈討論的消息，竟已悄悄傳到了在滿洲國當執政的溥儀耳裡。能如此篤定地將訊息傳遞給溥儀的人，是台灣人許丙，他是第一位當上日本貴族院議員的台灣人。

.[1945年，精通日語、擅長交際手腕的許丙，憑著人脈加上努力，成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當時最高的政治頭銜)]

許丙，淡水人，家裡原本從事中醫，不過父親走得早，留下幼小的他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生活，母子兩人開始打零工、做粗活。儘管過得卑微，但卻擁有念書的天份，加上入社會的早，許丙不僅懂得人情世故，還很熱心公益，這樣的性格彌補了他的出身，甫畢業以後便進入台灣第一名門板橋林本源家當掌櫃，獲得了林家人的信任。

像板橋林家這樣的社經地位，為何會接受出身低微的許丙?

1895年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板橋林家對於不斷覬覦自己家產的總督府十分戒備，一直到總督府終於下令要沒收林家財產以後，他們再也無法接受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事實，舉家遷往福建。

板橋林家林熊徵之子林明成，是現在華南金控的董事長，同樣有著優良經商基因的他說:「當年我們不想在日本統治之下住在台灣，於是先回大陸，只剩下我們的義勇跟一些管家在台灣做抗日的工作。有日本官員到福州來勸我們回來，但我們的祖先對於日本人沒收家產無法諒解，所以我們怎麼還會想要再回台灣呢? 」

被留在台灣的林家成員，是二房林爾嘉長子林景仁。出身高貴、家世背景良好的他，因家裡從商，時常與海外交際的環境下，他充分涉獵了中、日、法文等書籍，培養出更開明、更遼闊的思想。還曾與父親林爾嘉遊歷歐美各國，累積了與眾不同的經驗。這樣優秀的能力，讓他在台灣與日本政府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在昭和七年(1932)滿洲國建國那年，受聘為外交部歐美科長一職，在當時的「台灣第一人」外交總長謝介石底下工作。

林家終於意識到，在這個不得已的時代，與日本交好，才能保持台灣第一名門望族的名聲。但心裡總是不想與日本政府有太多牽扯，於是許丙嶄露頭角的機會就來了。許丙的長孫許博允說: 「我祖父到林家做了兩、三年以後，因為腦筋好、做事能力也強，語言方面也非常好，得到林熊徵的賞識，後來就當他的祕書，管林家整個產業。」

林家看上許丙的聰明世故以及交際手腕，將他推到最前線，去和他們排斥的日本政府打交道，聰明的許丙巧妙的利用了這層交流，向總督府釋出善意、讓日本人覺得他是一個很懂林家的人，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在林家跟日人之間穿梭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廣結善緣、拓展人脈，並利用自己林家大掌櫃的頭銜，到日本結識了溥儀的弟弟，溥傑。當時滿洲國還沒成立，許丙卻已將自己的人脈延伸到皇室，一直到滿洲國成立以後，許丙成為溥儀信任的左右手。

許博允: 「溥儀、溥傑、溥儒這些皇家子弟，他們從小跟我祖父、叔叔、父親的感情都很好。」

回到日本保皇派與少壯派的鬥爭，在保皇派與國內聲浪一面倒的狀態下，許丙分析少壯派對於溥儀重新當上皇帝一事，已是無力可回天，於是便和溥儀通風報信，果然，許丙又再次證明了他的可靠，讓溥儀成功地在1934年再次登基，年號從「大同」改成「康德」，許丙也當上「滿洲國宮內府顧問」。

[1935年，北白川宮晚餐會。前排右始許丙、服部兵次郎、東園基文、東園佐和子、辜顯榮、林熊徵，後排右始許伯埏、葉白、張鏡村]

「滿洲國」建國初期，日本政府曾安排板橋林家林爾嘉的姪子林熊祥，前往東北做投資考察，但對於沒了張作霖控管的東北，兵匪猖獗，人民的粗鄙之氣讓林熊祥望之卻步，可是對林家大掌櫃許丙而言，東北混亂的情勢，反倒成了他大顯身手的機會。早在918事變以前，許丙的精明的生意雷達彷彿有感應似的，在長春用很廉價的價格買了大量土地。「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將長春改為新京，並在這裡建城，許丙因此得以將廉價購得的土地，用高價再賣給日本，大賺了一筆「滿洲建國財」。1930年代，他的事業版圖除了「滿洲國」，還擴及朝鮮、東京和台灣，成為台灣的知名富豪。細心的許丙還刻意的避免和林家經營同一種產業，就算商場再得意，也不能破壞和林家的關係。

對於祖父的事業版圖非常了解的許博允說:「他不動產方面比較多，但很多是經商生意，小時候我常聽祖父講跟外國人、洋人買賣古董，或是嗽精的趣事，還有電影方面，比方說東寶東映日活，或是瑞典的電影公司，都是由我們總代理的。」

許丙跟謝介石這兩個台灣人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出身都不高，但就是因為出身不高，才會讓他們義無反顧、無後顧之憂的勇於向外發展、把握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像這樣的台灣人還有很多，因此才造就了<台灣人在滿洲國>充滿勇氣的故事。

當然，其中也有家世背景良好，但為了磨練自己而勇闖天涯的台灣人，那就是出身鹿港辜家的辜顯榮，他跟許丙一樣，除了都是貴族院議員，也都和日本有著好交情。他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因緣際會之下，代表艋舺仕紳迎接日軍進台北城而聞名。成為當時台灣總督第一個認識的台灣人。辜顯榮八子辜寬敏回憶: 「台北治安非常亂，沒有維持治安的人，所以台北人就覺得和平接收比較好，所以那時候要請幾個代表的紳士，這些仕紳都是有錢人，去跟日本講，他們的安全有沒有保障，所以他們都不來，就在龍山寺，群眾就在那裡等，但是那些代表都沒有來，大家就開始鼓噪，我父親他比較高，人家說那你去好了，我父親的性格就是這樣子，並不是說他在台灣有什麼特別身份。」

 同樣是貴族院議員，但辜顯榮卻是在日治時期以後才翻身，當時許丙因為親近溥儀、親近滿清皇室，所以往東北發展。但辜顯榮的路線就跟許丙不一樣了，他是往南京，向蔣介石政府那裡走去。辜顯榮跟蔣介石的緣分從1933年在福建發生的閩變就結下。當時中國有一群反蔣的人，在福州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以對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這場原本興起的戰事，因著辜顯榮從中斡旋，才讓蔣介石度過了這場叛變。

身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的他，了解日本人的對擴張東亞的野心，讓他暗自焦急。「那個時候他一個台灣人到南京去，雖然他是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但也不過是來自殖民地的辜顯榮，為什麼要關心日本跟中國的事情呢？他看日本跟今天的中國，發生戰爭，以那個時候雙方的軍事水準，不知道要損失多少人，幾百幾萬人，為了要避免這幾百萬人的犧牲，他想盡辦法要避免這個事情。」辜寬敏說。在那個砲火四起的年代，對辜顯榮來說，追求和平、保中國人民安全，是他能對祖國所能盡最多的愛。辜寬敏說: 「我父親為了避免日本跟中國打仗，他東京南京兩邊跑，來來去去好幾回。」

然而30年代的蔣介石首重「先安內，後壤外」。一心只想扳倒最大的敵人「內憂」共產黨，「外患」日本並不是頭號目標，於是對辜顯榮的耳提面命，並沒有太過在意。他沒看到辜顯榮為中國人民生死的憂心，也沒看到辜顯榮想立下汗馬功勞的決心，因為如果他說服了蔣介石，日本就可以扶植蔣介石成為一個政權，沒有戰爭，也沒有傷亡。但走上和平談判的，卻是汪精衛，他的政權在上海被扶植起來，成為日本操弄於手掌心中的又一個傀儡。蔣介石，則是走上抗日這條漫長又艱辛的路。

新舊政權交替中，不論在「滿洲國」還是在台灣，有人抓到機會趁勢崛起，有人則被命運之神欽點，順勢成為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他們依著自己的政商脈絡

發展出不同的政治交易，但相同的是，他們都來自台北的大稻埕。

[前往滿洲國的台灣人，多從台北大稻埕發跡，尤其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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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山海關附近設立的滿洲國界碑-王道樂土大滿洲國]

1932年3月1號，日本在東北的「新京」，也就是現在的長春，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滿洲大帝國」，外界稱為「滿洲國」。這個「滿洲國」可說是日本少壯派，為實踐大東亞共榮圈精心設計的結果。因為東北豐富的礦產跟糧食，是關東軍侵略東亞軍事布局的最佳後盾，但1905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在東北這塊土地除了擁有鐵路之外，還成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鐵路兩側擁有16.7米至3000米不等的滿鐵附屬地，附屬地總面積達482.9平方公里，積極開拓原來中國東北的交通服務。一方面把經營的鐵路延伸，修建了安奉鐵路、撫順鐵路、牛庄鐵路等支線，並從奉天向東延，直達中、朝邊境的丹東，將同屬日本統治區域的朝鮮半島與西伯利亞的鐵路系統連接起來。另一方面亦成立了滿洲航空會社，承辦從滿洲到朝鮮半島的空運服務，將統治區的交通連成一氣。滿鐵還擁有大連商港，讓鐵道、水運跟航空等交通運輸業務完整且互相連結，控制著當地的物資運送。至於物資方面有礦業、冶金、電力、農林畜牧、文化、教育、旅遊等業務，擁有鞍山制鐵所（昭和制鋼所，現為鞍山鋼鐵集團公司）、滿洲採金、滿洲鉛礦、滿洲礦業開發、滿洲輕金屬製造、日滿鎂工業、同和汽車、滿洲電業、滿洲化學工業、滿洲鹽業、以及遍布各主要城市的滿鐵醫院和大和旅館等多家會社和文教科研醫療機構。日本以積極的建設來控制物資的輸送，以及當地的工業與生計。其他黑龍江一帶，由俄羅斯跟以張作霖為首的地方軍閥(北洋政府)互相割據，為了奪下整個東北，日本必須將這兩個阻擋他們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阻礙剷除。

[滿州國疆域圖]

對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實踐，日本國內分為兩派，一是主張一切由天皇定奪的保皇派，另一個是主張積極進攻的年輕少壯派。少壯派不滿保皇派保守消極的態度，於是下定決心要拿下東北。  1928年6月4日，日本策動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地方軍閥之首張作霖，剷除北洋政府；再來找到大清帝國的末代皇帝溥儀，企圖用統治中國268年的滿洲人到東北「東山再起」，俄軍勢力便被趕出東北。滿洲國便在日本人的扶植下，順理成章的成立了。

 溥儀自從被孫中山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革命軍，趕出紫禁城以後，1925年2月23日來到了天津。儘管落魄，溥儀仍然不忘自己出身皇室，凡事皆講究帝王般的排場，就算扣到了近臣的俸銀也在所不惜。在天津住了七年的溥儀，並沒有忘記自己被國民政府革命軍驅逐出宮的恥辱，懷著恢復大清帝業的夢想，伺機而動。

同時日本的少壯派，計劃著要利用溥儀在東北建立一個滿人的國家，把在東北佔著不走的俄軍給趕走，正好搭上溥儀想恢復祖業的雄心，兩方算是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儘管對日本懷恨在心的張學良試圖發動戰爭，但其心腹馬占山經過謝介石的遊說，逐漸被日本拉攏，這才讓日本輕鬆剷除殘餘的地方勢力，讓「滿洲國」成立。

但真正掌握實權的，其實是日本人，他們只給溥儀「執政」這個頭銜，試著博得溥儀的好感。因為溥儀是日本讓滿洲國存在的絕佳理由，但對想再坐上龍椅的溥儀來說，「執政」離他的復國大業遠遠不夠。

 [溥儀雖為執政，身邊圍繞許多官員，他們聽的卻是日本人的命令]

溥儀3歲時奉慈禧之命，穿著不合尺寸的龍袍，懵懵懂懂的牽著父親的手登上皇位，年幼的他連個龍椅都坐不滿，如何撐起大清的江山? 但如今他長大成人，讀了書、有了見識，興起了復國的志向，一直找機會掙脫「末代皇帝」的惡名，夢想建立一個新國家。於是溥儀甘願做日本人的傀儡，他在《我的前半生》自傳中有提到: 「請我勿失時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援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 

然而溥儀這個「執政」的位置，是連一個日本關東軍的小參謀都可以輕易操控的，溥儀得對他言聽計從。當年為了陪伴孤立無援的溥儀，而入宮念私塾的愛新覺羅.毓嶦說: 「管理溥儀的就是關東軍的參謀吉岡安直，這個日本人隨時可以到溥儀那裡去，如果人家跟他說吉岡安直來了要見你，溥儀不管當下在做甚麼都得停下來，馬上就得見。」日本對溥儀日常生活監控嚴密，甚至想透過日滿聯姻，讓日本的血脈滲入滿洲皇族的統治階層，吉岡安直曾經拿了一大疊日籍女子的照片給溥儀挑選，但溥儀擔心枕邊人是日本政府安置的眼線，於是找遍各種理由，推託掉日本人給他牽的紅線。

日本的日滿聯姻計劃在溥儀那碰了壁，但他們並未放棄這個能最快達到滿洲國民效忠日本的目的。溥儀弟弟溥傑，同樣也是皇室子弟，受過日本教育的他，娶了「華族」(日本沒落貴族)嵯峨浩為妻。這下溥儀更擔心了，他擔心甚麼呢?愛新覺羅.溥傑如果生下孩子，那不僅僅是堂堂大清皇室血脈滲了日本血的問題而已，如果生的是兒子，那溥儀對日本人的利用價值就沒有了，如果皇位給溥傑坐走，那就再也沒機會讓大清從自己的手中復國了。

 結果溥傑跟他的日本妻子生下的兩個孩子都是女兒，溥儀這才鬆了一口氣。

 日本軍國主義盛行之下，主張大舉侵略東亞的「少壯派」決定用「以夷治夷」的方式，把「滿洲國」建設成一個可以和日本分庭抗禮的國度。他們把日本人、滿人、蒙古人，朝鮮人以及漢人，統稱為「五族」，而「滿洲國」的國旗更以五種顏色，宣傳五族協和的概念，根據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發布的《滿洲國國旗考》中的解釋，黃色象徵五行中的土，象徵統御四方的帝王仁德；紅色象徵火，代表熱情和勇敢；藍色象徵木，代表青春和神聖；白色象徵金，代表純潔和正義；黑色象徵水，代表意志和決心。同時，黃色、紅色、藍色、白色和黑色又分別代表滿族、大和族、漢族、蒙古族和朝鮮族，象徵著五族協和，四個民族在滿族的統治下，攜手建設滿洲國。然而「滿洲國」真實的情況，卻是日本人的地位最高，滿人其次，最後才是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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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五族協和的滿洲國，實際上卻充滿階級意識。]

在滿洲國當群眾演員的張冰玉，對身份上的差別待遇，有著親身經歷: 「日本對台灣人，就比對別的人好，因為那時候台灣等於是他的殖民地，所以他們對台灣人，比對我們「滿洲國」人好，我們就是叫「滿洲國」人。」

在「滿洲國」內的五族，並未看見台灣人的分類，是因為台灣人被歸為日本人，可是在日本殖民者眼裡，台灣人是屬於「本島人」，身分上依舊有所區別。為了鞏固統治基礎，30年代中期，除了積極促成皇室日滿聯姻外，日本開始鼓勵台日通婚，像「本島人」李朝舟，也娶了日本「華族」女子為妻，隨後便帶著新婚妻子前往「滿洲國」，當上了「滿洲國」興農部的參事官。

李朝舟的兒子李博信道:「日本政府對待台灣並不僅僅只是殖民地，而是希望彼此關係更加密切，所以對於日本人和台灣人結婚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我母親出生於東京，父輩是秋田過來的，姓左足，是維新前的華族家庭，也就是是貴族。」

溥儀之所以甘願受日本所困，那是因為他夢想藉日本的力量，掙脫末代皇帝的罪名，衝破不得已的命運，成為自己的主宰。當溥儀在東北遭到日本監控，當他的傀儡皇帝時，那些出國留學日本的台灣青年，面對身分的區隔、國族的認同，感到越來越矛盾，心懷大志的他們不願回到台灣做次殖民，也不想留在日本這個佔領自己家鄉的國家。但到了「滿洲國」，他們的身份突然躍升為統治階層，為了生存，為了實現理想，他們必須做日本人。但對日本人來說，他們只是前來協助滿洲國建國的本島人，對東北百姓而言，他們都是東北協助執政的台灣人，是日本的政治代言人，但其實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夢想才到這片黑土打拼，遊走在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台灣人，他們投進祖國的懷抱，獲得物質上的提升，卻得要面對國族認同的掙扎。

不論是為了延續滿人皇族的勢力、企圖東山再起，而甘願被困、等待掙脫時機的溥儀，還是為了掙脫次殖民身分的台灣人，他們與日本人的合作，即使被「仇日」的人們視為軍國主義的幫兇，但他們還是擁有自己最單純的理由，因為這就是那個年代的宿命，任誰也無法抵擋時代掀起的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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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9日,溥儀的滿洲國執政就任典禮。

這場式典裡,有著懷有復國志業的溥儀忍辱負重,以及日本少壯派為達成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在兩方各揣心思之下,

為滿洲國為期14年的政權揭開序幕]

1932年，日本昭和七年，當時的日本正值氣燄鼎盛之際，繼占領台灣、朝鮮為殖民地之後，少壯派為了與保皇派抗衡，於東北又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滿洲國」，首都設於新京（今中國吉林長春），領土包括今日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全境，不含關東州(遼東半島)，以及內蒙古東部以及河北省承德市（原熱河省）。此舉讓日本國內舉國歡騰。然而對東北的中國老百姓而言，離開家鄉，是他們對日本侵略無聲的抗議，但選在這時回到東北的溥儀，是抱著能延續滿清政權的期望，而他身為滿清皇族的身分  ，也是日本少壯派成立滿洲國，最有力的護身符。在日本人成立的新政權裡，溥儀將計就計，在這個日本佈好的棋局裡，走入身不由己的執政牢籠。

1932年，是日本軍國主義興起的關鍵。這個徵兆的端倪，除了滿洲國的成立以外，對邁入被日本統治第37個年頭，經過武官總督時代以及皇民化運動的洗滌，原本對日本統治的極度反抗，變成隨著時間慢慢接受、伺機而動的台灣來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年，因為短短一年的時間，就連換了三個文官總督，分別是因與孫中山交好的犬養毅日本總理大臣內閣成立而去職第14任太田政弘、緊接著受犬養毅舉薦而上任的第15任南弘，以及台灣最後一任文官總督中川健藏。

也是在這一年，主張以言論代替砲火的日本總理大臣犬養毅遭到刺殺以後，日本的政治家開始對這種失序的恐怖行徑十分恐懼，引起了一陣不批評、不反對軍方的禁聲風潮。報社開始大量刊登偏袒軍方的報導，政客們則是紛紛暗地裡購買私宅，就連當時的無產階級政黨，都打出了「建立人民和軍隊的統一戰線，打倒萬惡的資產階級」的標語。日本國內的騷動，助長了日本軍的氣勢，逐漸變成軍國主義為導向的國家，侵華戰爭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成為日本舉國期盼的目標。勢力幾乎遍及整個東亞的日本，為了達到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在軍事的布局上，必須要重新思考，以全大局。

[出身台灣新竹的謝介石，當上滿洲國外交總長，可說是台灣第一人。照片黃光國提供]

1932年三月，日本軍國主義下誕生的滿洲國，讓一位名叫謝介石的台灣人，成為滿洲國的外交部總長，這個從東北傳回來的捷報，騷動了許多台灣青年勇闖天涯的基因。

民國前三十四年，光緒四年，謝介石出生於新竹南門街，父親本是宰殺動物為生的屠夫，後來改做生意，開設了一所鴉片煙館，靠著誠懇持重的待客之道，逐漸累積了客群，儲蓄了不少財產，因為這筆財富，得以讓從小立志當官的謝介石，到明志書院修習漢學，也為其邁向璀璨官途打下扎實基礎。

光緒21年，謝介石17歲那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一夕之間，印象中的祖國從清朝變為日本，身分也由台灣人變為次殖民，原本想藉科舉謀上一官半職的謝介石在時局風雲變色之際，明白了自己若想出人頭地，必須與日本政府接軌。於是報名了當時日本在新竹建立的國語傳習所，習得一口流利的日語，並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他的聰明及努力，讓他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注意，畢業後馬上被派去當地方上的「通譯」，擔任日本與台灣人之間溝通的橋梁。儘管是個小職，但在日本殖民初期，地方秩序還未整肅起來，日軍與台灣人之間的衝突四起，日本人明白一昧的殘殺不能徹底收服民心，於是軍民之間的溝通變得格外重要，而其仰賴的媒介「通譯」，一言一行逐漸變得有影響力，日本人要靠他來獲取臺灣人的認同、而台灣人也要靠他才能躲避日本人的暴行，謝介石的外交能力，逐漸在這小職上顯露鋒芒，這個官因此越做越大，在地方上逐漸占有一席之地。

但原本以科舉中第為目標的謝介石，並不安逸地方上的功名，他想要獲得更大成功，然而在日本當頭的時代，他只能選擇跟日本體制走到一塊，才有出人頭地的機會。憑著他在地方通譯的優異表現，讓他有機會遇到當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獲得了隨行通譯的機會，而其流利的雙語能力以及溝通技巧，被伊藤博文賞識，認為謝介石這個人，是一個能修補台日關係的重要引線，於是將謝介石舉薦到日本擔任本土語(台語)講師，教導準備來台灣任官的日本人。上盡的謝介石在講課之餘，不忘進修，下了課就跑到明治大學旁聽法律，後來成了正式學生，這在當時是專門培養官職的系所。

謝介石學成歸國以後沮喪的發現，身為一個日本統治下的台灣人，儘管拿著明治大學法律系的學位，機會仍然非常有限，無法在台灣當官。苦無翻身機會的他，只能先到地方當個小小教職養活自己。但命運之神並沒有忽略他的才華，讓謝介石就這樣輕易的被殖民的時代浪潮所吞沒。透過日本求學時結識的同窗好友，「復辟派」張勳的兒子，讓謝介石認識了末代皇帝溥儀，因為結交了這個皇家子弟，給了這位台灣人有了想一闖中國的念頭。就這樣在命運的安排下，彷彿連鎖效應一般，一環扣著一環，讓一介屠夫的兒子，一步步走到了恢復大清帝國 「復辟派」的陣營裡，靠著之前與日本結下的良好關係，憑藉優秀的外交手腕及雙語能力，成了協助「滿洲國」建國的功臣，更因受到溥儀的信任，獲得滿洲國外交總長頭銜，見證了日本和「滿洲國」的外交協議建交儀式，因此登上了日日新報的頭條，成為日本人口中的「幸運兒」。

「我的祖父自日本明治大學法律系畢業，回到台灣以後一直覺得很不得志，所以祖父也想到外邊發展，據說在新竹樹林頭的某個地點，有個算命先生告訴他，說你要往東走，將來才有發展，我祖父也信了他的話，同時我祖父在日本求學期間，和張勳的兒子是同窗好友，也有這麼個關係」謝介石的孫子謝輝，描述著祖父彷彿被命運之神欽點的仕途。

        謝介石的際遇，著實令台灣島內青年感到羨慕不已。因為當時的台灣人，面對日治社會的差別待遇，發展處處受限。而謝介石在的滿洲國，彷彿茫茫大海中的一盞燈塔，在高大到幾乎要滅頂的殖民浪潮中，指引著更好的出路。而謝介石在滿洲國的風光，並不減他對臺灣人的關懷，在當時長春新京兩層樓高的家，大擺流水席，大方的在異鄉款待這群同鄉人。

[這棟房子便是謝介石在新京(今長春)的住所，1930年代時總是門庭若市，擺滿了宴席，撫平了許多台灣人離鄉背井的心。]

謝介石的外孫謝同生說道: 「那時候從台灣來大陸投奔我外公的人很多，家裡院裡隨時都有十幾口鍋、供應好幾十桌的流水席。」

無論富貴貧窮，只要是台灣人找上門，他必竭盡所能幫忙，依著每個人的能力，為他們在滿洲國安排合適的位置，以一展長才。像是溥儀的御醫黃子正，便是透過與謝介石的引薦，成為當時多疑的溥儀身邊的御醫。

黃子正的兒子黃光國說: 「當時用了一個台灣人當總長，叫謝介石，溥儀不相信日本人給他找的醫生，當時就叫謝介石替他找，正好謝介石跟我家是認識的，所以就介紹我爸爸去給溥儀當御醫。那時候去「滿洲國」工作待遇很好，收入是在台灣的3倍!那個時候台灣人去「滿洲國」，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謝介石在仕途上的成功，加上日本為了建設滿洲國，採取「以夷治夷」的策略，需要大量精通日語跟漢語的台灣人才，讓滿洲國的人民盡快認同日本政權。這個政策刺激了更多台灣人，到滿洲國發展，與其在家鄉被異族統治，還不如到東北來當統治階層，這個機會便成了當時的一種潮流。

謝介石么子謝白倩說: 「日治下的台灣人，對日本社會情況比較了解，而且對他們上層的關係也清楚一些，日本人因為要和溥儀交往，所以對日本人來講，我父親是做外交工作最好的人選。」孫子謝輝也說: 「借力打力!日本政府也想利用謝介石，達到他們控制「滿洲國」政權的目的。」

到了東北的台灣人，身分地位抬高；薪水待遇也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最重要的是，對他們來說，能夠踏上祖國的土地施展拳腳，是心靈上最大的安慰。「來去東北」成為當時台灣青年的時髦名詞，他們選擇到滿洲國發揮才識，而這群在滿洲國謀職生活的台灣人，跟謝介石一樣，成為中日之間溝通橋樑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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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五族協合的滿洲國)

[拍片動 機]

        好多年前，長天製作團隊因拍攝其他作品，經常往返大陸。某次在北京進行採訪時，東北的朋友饒富興味地跟我們說: 「你們知不知道在東北有一群講著閩南話的臺灣人，他們現在還活著! 」他說的是日據時期到大陸的臺灣人，這群人後來並沒有回到臺灣。那時候的我們還沒想到他們與滿洲國的關聯，因此聽到這個故事時，心中有點詫異，到底是甚麼原因，會讓在四季如春環境裡長大的臺灣人，選擇離鄉背井，跑去天寒地凍的東北討生活，而且還落地生根? 就是這個懸念，成了《臺灣人在滿洲國》的起點。過了幾年，遇到扶輪社的一個長輩，偶然向我們提到自己的父親曾在滿洲國當官，還講到現在在東北，有許多拿著臺籍身分的臺灣人後代，從沒回過臺灣。

    一群講閩南話的臺灣人，與一群未曾回過臺灣的臺籍後代，當我們把這兩條線對焦以後才發現，原來那都是滿洲國時期，跑去東北的臺灣人，所以才有了臺灣人在滿洲國這個題目。

    有了這個構想以後，就要開始去找他的故事。這才發現，原來許雪姬老師早在20年前就做過這個研究，而關於這個研究的討論，也就僅止於學界，幾乎沒什麼人把這段歷史的資料拿出來引用。我們對於這些故事被關在學術殿堂裡，感到非常可惜，更促成了我們想拍成這部紀錄片的決心，想想既然已有許雪姬老師的研究作基底，我們應該可以做更多影像上的發揮，於是登門拜訪，許雪姬老師得知我們的來意，表示在史料上會盡力協助我們，非常鼓勵我們在她的基礎下挖掘新的史料，然而研究發表至今已過去20個年頭，很多當初受訪的人已經過世。我們只好從零開始，一個接著一個找，抽絲剝繭慢慢地把這些人找出來，但就是找不到謝介石。光是找他，就找了兩年之久。

    其實這段歷史讓我們最驚訝的，還是臺灣人當初複雜的國族認同。尤其是連換了五個國籍的男主角謝介石。到底那時的臺灣人是認同大清帝國，還是認同日本?之所以去東北闖蕩天涯，是因為溥儀?還是因為你覺得自己是清朝人，所以想去幫助他建國呢?或是你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因此想去協助治理滿洲國? 30年代的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積極建設之下，發展相對穩定，為甚麼還會有5000餘名臺灣人在這樣的承平時代，依然選擇離開家鄉，跑到東北發展?這些，是我們最初的疑問。 

    一場甲午戰爭，把我們的內地從「大陸」變成「日本」，兩個祖國的牽引，讓很多臺灣人在複雜的情緒中掙扎，但我們並不認為這種複雜的認同是一種「錯亂」，因為這一切並沒有誰錯誰亂，關於自己的歸屬，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會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改變，唯一不變的，是臺灣人這種該說是務實呢，還是不願與過去撕裂的性格。只要沒有重大的急迫性，我們其實是不會想主動去解決這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這座島嶼似乎年復一年地深陷在曖昧不明的窘境中，無法脫離。 

為了製作《臺灣人在滿洲國》，我們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去尋找有滿洲國經歷的臺灣人，他們有的是在滿洲國出生、有的是在小時候從臺灣去了滿洲國，然後帶著這些記憶在戰後回台，這樣一群人在臺灣所剩不多，而留在東北有著滿洲國經歷的臺灣人又更少了，從戰後約1000人至今，剩不到100個人。為了找到他們，長天製作團隊前前後後一共去了四趟東北，盡了最大的努力將這些資料蒐集起來，將這些原本分散兩地的故事，串連成一段完整的篇章，但迴盪於片格之間的，還是國族認同的矛盾，而這股氛圍一直迴盪到今日。

[情感平反]   

如前述，在尋找《臺灣人在滿洲國》相關歷史資料時，才發現關於當時的故事記載甚少，我們只好透過口述及其他資料相互比對、考證，才得以拾回這段被遺漏的篇章。而這段歷史之所以不被注意，跟當時從滿洲國回來的臺灣人心態大有關聯。他們對自己當時的經歷感到羞愧。當年，日本是侵華戰爭發動者，然而他們的戰敗，是因為美國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彈，國民政府才成為戰勝國。不過在那個烽火連連的紛亂年代，勝利之神不會永遠眷顧同一個陣營，在國共內戰中失利的國民政府，因此輾轉來到了臺灣，而國民政府所面對的臺灣人，有絕大部份曾當過日本兵，幫日本打仗，這些曾經是敵人陣營的臺灣人，身份尤其矛盾。還有一群人曾經協助日本人建立滿洲國，更雪上加霜的是臺灣颳起的228風暴和白色恐怖，對這群臺灣人來說，整個大環境充滿危險的，而國民政府所撰寫出的正史視野，只會讓他們更羞愧於承認自己的歷史，在意外人的眼光，甚至認為自己是漢奸。 

 他們的生命故事僅在家族內部流傳，很少將其有系統的大量的發表。前前後後總共5000多名臺灣人前往滿洲國，然而關於滿洲國的文學，就只有鍾理和，寫下了許多描繪滿洲生活的故事。不承認滿洲國的國民政府，差點讓這段歷史不見天日。 

我們要去平反的，是將歷史還原到當時的狀態，才能讓他們重拾最真實的情感。因為歷史的氛圍要被還原，才能了解他們當時為什麼做這個選擇。不論好壞，都是歷史的一部分，都是曾經發生過的軌跡，我們都要記錄，這是身為歷史影像工作者的責任，受委屈的該被安撫；不被公平對待的該被公平對待，對社會才是有意義的事。當我們開始去正視一段歷史、試圖去了解一段歷史時，其實對那個時代的人而言，儘管有些已仙逝，但他們的心情，或是他們在曾經活在那個年代的靈魂都是有撫慰效果的。像是自《臺灣人在滿洲國》網路宣傳開始以後，收到了一些網友回饋。像是父親在滿洲當醫生時，總是偷偷躲過日本人的視線，幫助在東北的臺灣人，然而這段經歷卻在東北解放以後，成為不光彩的過去…...

我們之所以拍攝紀錄片，就是想撫平他們的缺憾，更何況是還在世的這群，儘管分隔兩岸之間，但傳播是無遠弗屆的，相信透過影像的力量、故事的深度，那股暖流能夠直達他們的心底。 

隨著時代的過去，我們回看這段歷史，會發現當時這些「偽」滿、漢奸等稱謂，其實是出自中國為核心的史觀價值。

[另一個史觀]

我們已經很習慣用漢人文化為中心的史觀思考。我們從小接受歷史概念時，很少去質疑他的客觀性，中國近代史其實是充滿偏見的歷史，像是我們稱不屬於漢人正統的清朝為滿清，你掛個滿在前面，就是一種歧視。我們希望藉由歷史紀錄片，提供人們一個重新看歷史的視角，並反省以漢人為核心的歷史角度。 

讓我們回到這段錯綜複雜的二戰時期，日本對外擴張四處侵略的歷史。儘管滿洲國在當時是一個被扶植的傀儡政權，但國家名稱前面從來沒有加上「偽」。偽滿這個說法是在戰後的審判法庭上才出現。因為我們對於歷史其實不太會去懷疑，或是對這些說法產生疑問。 

如今我們將歷史還原到最真實的狀態，讓現在的臺灣回頭看這段歷史，我們相信有一部分臺灣人是可以接受滿洲國這個說法的，但另一部分的臺灣人也許無法接受，因為對他們而言，那是一個偽政權。儘管會有不認同的聲浪，但並不代表我們是錯的。我們對歷史發出疑問，站在還原歷史的立場，滿洲國就是滿洲國，這樣去看近代史，才能有更清澈的頭腦、更無分別性的觀點、更全面性的了解，希望能讓更多人能對這段歷史有所感觸，去思考不同立場的史觀，是我們的企圖。畢竟當歷史離我們越近，其真實性便離我們越遠，因為我們對他仍留有情感。

我們為何不說「偽」滿 ? 因為對《臺灣人在滿洲國》裡，那些重新撥雲見日的故事來說，這樣的說法實在太輕率，也太無情。

 烽火年代總是最無情，身處二次世界大戰風暴的滿洲國，也維持不了建國14年的和平，終在戰亂中黯然謝幕。日本廣島與長崎被投下原子彈後，瞬間成為最淒慘的民族。本島的他們，忙著重建；而被留在滿洲國的日本墾拓團民，則成為了眾矢之的，被中國人追殺，許多日本父母在艱困無比的處境下，再也無力帶著年幼的孩子逃亡，紛紛在途中將親骨肉遺棄，甚至按在水裡淹死，沒死成的飄到下游，被中國當地居民撿回家，這群僥倖生還孩子們被稱為「日本遺孤」。這  次參與《臺灣人在滿洲國》受訪者中，就有這群當初收養日本遺孤的中國養父母，以及養姊妹，對他們而言，這是必須跨越心理障礙，去擁抱敵人孩子的一段經歷。其中一位養父母李淑蘭就說了，「日本墾拓團其實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下的受害者。」許多日本遺孤一直到長大，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分。對這些被中國父母養大的日本遺孤來說，其實也存在著國族認同的問題。

而緊接著的國共內戰，更是將台灣海峽的兩端，硬生生切成兩半。1949年，隨蔣介石撤退來台的外省族群，並不知道這將是與對岸家人的永別；同樣的，對為了逃離228清鄉、被徵召去大陸支援內戰、甚至是當年前往滿洲國發展的台灣人而言，一場戰爭的勝敗，註定了家族離散的命運，當年勇闖天涯的激情，竟成了不忍回首的過去。台北大稻埕人張天賜，滿洲國時期曾在滿映片廠擔任導演，1949年後，選擇留居上海繼續自己的電影夢，並娶了一名日本女子為妻，但選擇在中國組成家庭的兩人，都必須放棄自己原來的國籍。溥儀的御醫黃子正，滿洲國政權瓦解後，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經歷了一連串的劫難與審判，終在1957年無罪釋放，無奈當時臺灣正處反共抗俄的年代，年事已高的黃子正，終究沒能在人生的最後回到臺灣，而遲遲等不到爸爸回家的兒子黃光國，甚至得隱藏自己父親的身分。而最為悲慟的便是張安滿，他的父親（張宗仁）與祖父（張七郎），當年去東北行醫，待日本戰敗後終能返鄉，滿懷著要為臺灣人服務的激動回到臺灣，卻因二二八事變被殘忍的殺害。他們本是臺灣人，因夢想、因戰亂，輾轉流離經歷了不同政權，然而回到家鄉，一切卻早已人事已非。

當自己的家鄉成為陌生的地方，而異鄉成為自己漸漸熟悉的家鄉，究竟自己來自何方？歷史上，臺灣是座位於戰略要地的海島，一直是兵家必爭之地。前前後後，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都曾踏上這片土地。因此造就了臺灣人多元的民族性，不論族群，不論祖籍，每個臺灣人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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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臺灣人的身份不得不隨著時勢擺動，

但他們的腳根，仍穩穩地站在自己生長的土地。

       複雜的國族認同，從古至今，不斷糾纏著臺灣人的命運。曾經在「滿洲國」風光一時的謝介石，在他1878到1954年，共76年的生命旅程中，隨著時代的變遷，政權的轉換，不停地穿梭在臺灣、日本、和中國三個土地上，他歷經了大清、日本、中華民國、「滿洲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5種國籍。當生命走向最後盡頭，謝介石仍然想著有朝一日，光榮返鄉。1930年代，為了擺脫在臺灣身為次殖民地位的臺灣青年，前仆後繼的到了東北，身為日本皇民的他們，擁有日語、漢語雙語能力，被日本視為中日之間最佳的溝通橋樑。在「滿洲國」，他們的身分很獨特，既被當做日本人，享有最崇高的待遇，又因臺灣人的身份被溥儀重用，最為掙扎的是感受到祖國血脈，不停的在呼喚，讓他們在東北這片土地上，悄悄地向遭受日本欺負的漢人們伸出援手。雖然他們表面上看似毫不在意，其實非常關心抗日的情況，像臺灣醫生謝秋涫，每到夜深人靜之時，便會旋開廣播的開關，偷偷地收聽關於蔣介石抗日最新消息。

        面對如此複雜的國族認同，臺灣人是務實的，在那個變化多端的年代，他們對於自己的歸屬沒有太多要求，然而，輪番更替的政權，對於這群內斂的臺灣人並不苟同。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滿洲國」的政權，隨著溥儀一行人被蘇聯擄走而瓦解，當時還留在東北的臺灣人原以為可以藉著抗日勝利光榮返鄉，豈料自己在「滿洲國」的經歷，竟成了被國民政府猜忌的理由，面對漢奸審判，這群當時因局勢與日本親近的臺灣人，只好另謀出路。有人選擇加入共產黨，有人為了就業考量而留在東北。抗日勝利不久，1945年10月23號，26艘美軍登陸艇從福州的馬尾港航向臺灣，在這個接收隊伍裡，有幾位臺灣人也跟著風光返鄉，他們是早年參與中國抗日的臺灣菁英，連震東與謝東閔，和國民黨共同抗戰的經歷，讓他們成為協助國民黨接收臺灣的重要角色，被人們稱為「半山」。而在日本時代，那群同樣也是前往「滿洲國」，擔任執政者中間橋梁的臺灣人，戰後他們卻像逃難般回到臺灣，回到久違的家鄉，隨著海風迎面撲來的不是記憶中的味道，而是一股熟悉的陌生感。1947年國民黨在臺灣進行的二二八清鄉運動，讓許多只是隨著時代擺盪的臺灣人慘遭毒手。像是原本在東北行醫的張七郎及其子宗仁果仁，返鄉服務後沒多久就因「滿洲國」的經歷而被鎖定，遭到殺害。這下讓更多有著相同經歷的臺灣人，被迫隱藏自己的身份。

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所有滯留在大陸的第一代臺灣人心裡很清楚，不論是中共建國，還是抗戰時期，所謂臺灣人的身分，必須被隱藏。一直到1960年代，換這群臺灣人的第二代飽受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對共產黨而言，他們就是一群跟日本就變日本人、日本人投降了，又變回中國人或臺灣人的族群，隨著時代的動盪而搖擺的國族認同，讓他們學會隱瞞自己的經歷，低調行事。

儘管祖籍臺灣，但未曾回過臺灣的人佔了大多數。回過臺灣的人，卻水土不服，原來異鄉，早已成了家鄉。如今大陸的「臺灣同胞聯誼會」，仍然不定期舉辦聚會，這些曾經到「滿洲國」闖蕩的臺灣人，目前剩不到50人，他們的生命故事，和「滿洲國」有著深厚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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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在滿洲國》-勇闖天涯

1932年，滿洲國成立。溥儀回到東北，懷著能延續滿清政權期盼，選擇在日本的扶植下，成為滿洲國的執政者。他在《我的前半生》自傳中說「請我勿失時機，立即到「祖宗發祥地」主持大計，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援下，先據有滿洲，再圖關內」。其實他內心明白，自己只是個供關東軍操控的傀儡。這時的溥儀既痛恨將他拉下皇位的「革命黨」人，對於日本人又心存防備，相較之下，臺灣人成為溥儀較為信任的對象。

而當時的臺灣人在日治社會的差別待遇下，很多一流的知識份子，被限制不能讀法律、工科，只能讀農業或醫科，醫生這條路相較之下，是日本政府干涉不來的，許多優秀的台灣青年因此紛紛從醫，無奈的是當時臺灣只有一所醫科大學，培養的醫師有限，於是位在東北的滿洲國，提供了臺灣青年更多的發展機會。正逢出身新竹的謝介石當上滿洲國的外交總長，他官途上的成功，更讓臺灣人認為滿洲國是個能提升社會地位、擺脫次殖民身分一展長才的國度。於是，許多臺灣青年，選擇離鄉背井到滿州國發揮才識。而他們的社會人脈，通常決定了他們前往滿洲國的職位。

像是台大心理學系教授黃光國先生，他的父親黃子正就是透過謝介石介紹，在台北醫事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為溥儀的御醫；同屬在臺灣完成醫學教育在前往滿洲國的還有謝秋涫，他在東北設立了第一家獨資醫院「百川醫院」。

溥儀御醫-黃子正(黃光國提供)

東北百川醫院(吳餘德提供)-謝秋涫為後排左二

赴東北發展的臺灣人，每五人就有一人是醫生，這些在滿洲國行醫的臺灣菁英，在東北經歷過鼠疫傳染，也曾遇過土匪或狼群，驚險的際遇仍停止不了他們懸壺濟世的熱情，更有許多醫生是帶著抗日情懷離開臺灣，遠赴祖國北方的黑土，為祖國人民熱心服務。

他們的德行與醫術傳遍東北，這讓那時的東北人認為遙遠的南方有座醫生島，那座島，便叫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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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人在滿洲國》總論

《臺灣人在滿洲國》，是一段在臺灣史上，被遺漏的篇章。

(大連港口舊景)

[勇闖天涯]  

        1930年代的臺灣，是一個承平時代。當時全世界正颳起一陣  經濟風暴，而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政經狀況已漸趨穩定，當時有能力到日本發展的青年，絕大部分是仕紳階級，而剩下的年輕人只能留在臺灣，但機會甚少。正當迷惘之際，恰巧溥儀在東北建立了一個新政權，叫做「滿洲國」。提供這些年輕人一個翻身的機會，再加上當時有一個臺灣人叫謝介石，獲得滿洲國外交總長的最高官銜，在日本急需大量臺灣人協助治理滿洲國之時，他的典範，成為一股號召的力量。於是這群精通漢語、日語的臺灣人，前仆後繼的踏上東北這塊土地。成為日本與中國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那時臺灣年輕人最流行的一個名詞，就叫「來去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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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族認同]

       臺灣人到滿洲國的處境，其實是尷尬而且矛盾的，因為他們想脫離次殖民的身份，又想享有跟日本人一樣的待遇。到了東北，觸目可見被日人欺負的漢人，此時，糾結於內心深處的祖國情節，讓他們不知不覺的伸出援手，譬如說到滿洲國行醫的醫生，對中國人特別好，都是出於想要幫心裡買「贖罪卷」的感受，這種複雜的情感，其實是臺灣人去滿洲國發展的普遍心理狀態。在別人的認知裡，他們或許是協助日本和假皇帝建國的爪牙，但這群臺灣人表面看似風平浪靜，其實內心進退兩難，在這樣糾葛的情緒之中，求的只是心理上的平和。這是台灣人在滿洲國國族處境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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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散命運]

    1949年，對絕大部分的人來說，是一個家族離散的年代。除了大家熟知的從中國來到臺灣，我們稱為外省族群的家族離散史之外，鮮少人知道，同時也有一群臺灣人面臨與家人分隔兩地的命運。他們有的是為了脫離228清鄉而逃走、有的是為了支援國共內戰而進了中國，還有一群，就是當初胸懷大志，前往滿州國發展的年輕人，他們並沒有想到，這一去就可能再也無法返鄉。在這群人之中，大多數從此沒再回來臺灣，有一些回來過的人，卻不覺得自己回的是家鄉，而是一個陌生的異鄉，真正的家鄉已經變成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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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族認同的複雜性是《臺灣人在滿洲國》裡面重要的篇章，透過回顧這段歷史，臺灣這座島，似乎註定揮別不了國族認同的緊箍咒。一直處在「兩個祖國」的尷尬處境，日治時期是一個中國、ㄧ個日本；1949年後則是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演變至今，變成中華民國以及臺灣。國族認同這件事彷彿變成一道曖昧不明的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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