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天傳播

[謝秋涫年輕時曾活躍於滿鐵大連病院，但當滿洲國的傀儡政權成立後，在東北經歷大清、北洋政府政權交替的謝秋涫，內心十分複雜。]

1909年明治42年，來自台中豐原的年輕醫師謝秋涫，從日本乘坐郵輪來到大連，剛到東北時，中國還是隸屬清朝統治，但大連已經租借給日本。

謝秋涫的女兒謝久子說:「我爸爸在台灣醫學學校畢業以後，他教授要上東北大連滿鐵醫院做院長 ，問我爸爸去不去，我爸爸說好啊，我和你一塊兒去，教授便領他上大連，以後在大連滿鐵醫院做事」

滿鐵大連醫院，現大連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已有100多年的歷史，曾經是中國的頂級醫院，創建於1907年，醫院由德國人設計，由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主持建造。地上五層，地下一層，現代框架結構它已不完全是古典主義的模式，觸目可見的是濃厚的現代歐式的生動氣息。當年謝秋涫便是這所醫院裡活躍的年輕醫生。當「滿洲國」的傀儡政權成立後，在東北經歷大清、北洋政府政權交替的謝秋涫，內心十分複雜。

謝久子回想起父親當時壓抑的心情道: 「日本占東北，我爸爸心裏是不爽快了。他對中國人的治療很熱心，所以他的名氣很好。每天晚上都偷聽蔣委員長的廣播，所以他的心在中國。」

新竹湖口的醫生世家張七郎，和台中豐原的抗日世家謝秋涫，都是台灣總督府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只是謝秋涫去了東北的滿鐵醫院，而張七郎來到台灣東部的花蓮鳳林開設仁壽醫院。

[謝秋涫在東北開設的第一家獨資醫院-百川醫院(吳餘德提供)]

從1900年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長達半世紀的時間裡，在東北行醫的台灣醫生，依著各式各樣的機緣來到「滿洲國」。像溥儀的御醫黃子正，還有謝秋涫，他們都是在台灣完成醫學教育後，才到滿洲，算是東北最早期的台灣醫生。而在東北，還有一批台灣醫生屬於留日派，張宗仁就是從日本醫科大學醫學院畢業後，被厚生省分配到「滿鐵醫院」。

張安滿是張宗仁的次子，在「滿洲國」出生:「你是台灣人，但是對日本人而言你是日本人，要接受政府的指令。日本政府又把他分配到滿洲去，在南滿鐵路醫院擔任醫師。在那個年代跟台灣早年一樣，你在公家單位擔任醫師，你自己也可以在外開業診所」

張七郎的3個兒子，宗仁、依仁和果仁都是醫生，出生醫生世家的張安滿，對當年東北醫院的格局，仍記憶猶新:「是一個磚造的房子，類似候診的地方，裡面把一個房間夾成一半，一邊診療、一邊治療。本來我們小孩子有另外的房間睡，後來因為二叔、三叔來，所以小孩子都擠在一起跟爸爸、媽媽睡。」

這是張安滿的東北記憶之一，他的祖父張七郎年輕時，也曾經遊歷東北: 「他除了遊歷江南、江北之外，也到過東北至少3次，要去看看中國的土地。所以你要知道，當初台灣到中國，是叫做出國，日本人是要簽證的，要辦出國的，所以張七郎也被日本政府懷疑是不是台奸」

在花蓮行醫的張七郎，平日對待窮苦與原住民病患極好，常常不收醫藥費，還特地蓋房子給病患休息，因此深受當地居民的愛戴。診所裡甚至還掛著孫中山的照片。當時中國跟日本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夾在中間的台灣人，處境尷尬，縱使張七郎愛國心切，卻不能將滿腔熱血給表達出來。「在醫院的診療室裡面，表框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旗，還懸掛了孫中山先生的照片，日本人官員來，說你怎麼掛這個！這是我國家我的民族的旗幟、我民族的偉人，他說你應該要掛明治天皇，他說明治天皇是你們的偉人、你們的皇帝，你在你家掛，你不要把這個東西掛到我家！所以我想，張七郎從來沒有認為他不是中國人」張安滿憶述。

有著強烈中國意識的醫師張七郎，他的3個孩子也承襲衣缽，在遼寧海城開設和家鄉同名的醫院。長男張宗仁，經台中第一中學校考入東京的日本醫科大學，畢業後先留在日本服務，後來滿洲國擔任滿州國立醫學院教授與產婦人科長，在無數的夜裡，為無數懷胎十月的母親，親手接生了新生命。而三男張果仁，則是在淡江中學就讀，後考入東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也選擇到到滿洲國，與大哥張宗仁、二哥張依仁一起，在海城仁壽醫院執醫，他們的熱心及醫術，在當時為海城人所稱道。

而早在張家懸壺海城以前，謝秋涫則是在黑龍江的齊齊哈爾開設百川醫院，這是台灣人到東北開設的獨資醫院之一。

謝秋涫曾歷經1910年東北的大鼠疫，造成了6萬多人死亡。儘管當時僥倖地躲過了這場劫難，但謝秋涫的女兒謝久子卻沒躲過，她在就讀滿洲醫大時，再次遇上新一波的東北鼠疫:「那個時候好恐怖，把村子都燒了，那時候我在大學念書，學校派人到長春來家庭訪問，說你們家有發燒沒有?只要有染上鼠疫的，房子都燒掉，什麼東西都不能拿出來。」

除了要面對染上傳染病的威脅，在東北行醫的醫生，還可能面臨其他驚險。像滿洲醫科大學畢業，以皮膚科為專業的黃順記，就在出診的途中，遇上土匪綁架，總是四處奔波忙著接生的張宗仁，則是在海城遇到狼群攻擊。

張宗仁之子張安滿說: 「東北在那個年代，常常有野狼出沒，一有患者，父親便義不容辭僱了馬車，四匹馬拉的車喔，就這樣帶著患者的家人前往看診，然後騰折了大概將近一個晚上，小孩子生出來以後，好像也沒拿錢，連馬車費也沒有拿，那回來的時候據說就受到狼群的攻擊。」

黃順記的兒子黃鵬謀: 「有一次父親冬天晚上坐馬車去看患者，去的地方是鐵絲網的外面，有三個當地的人，把馬車給擋著，說叫你下來！那就是什麼？綁票啊！但是我們父親一下馬車，那三個人就嚇一跳，說這個是黃院長嘛！這個人碰不得碰不得！為什麼？這個黃院長，我家裡的女兒是他救的！放他走! 」

 黃順記，台灣台南人，身為長子的他，長榮中學畢業以後並沒選擇馬上升學，而是當農場書記協助貼補家計，但他求學的慾望並沒有因此而中止，下定決心要續讀的他，存了三年的錢，前往滿洲，選擇到當時學費較為低廉的滿洲醫科大學就讀。就學期間，黃順記曾親眼目睹「九一八事變」，而當時台灣人的身分曾讓他一度陷入危機。就這樣，黃順記在兵荒馬亂的時代，完成了他在滿洲醫科大學的學業。畢業後的他並未回台灣開業，而是先在奉天的赤十字病院服務，主診皮膚科。皮膚科的內容五花八門，舉凡性病、泌尿、疝氣、膀胱切除等，都在診療範圍內，由於需要動手術的病患很多，黃順記常常在開刀房一待就是一天一夜。一直到他的手受到感染，不能常常浸水，才轉診到不用常動手術、也無需常洗手的小兒科，繼續為當地百姓服務。

就這樣，台灣醫生在東北的際遇，有驚險、也有情誼。隨著在東北行醫的紮根，這些台灣醫生愈來愈關注中日戰爭的變化，因為他們未來的命運，都和這場戰爭的結果息息相關。

1931年8月23號，一個5千多人的送葬隊伍，浩浩蕩蕩的穿越了平常熙熙攘攘、商機蓬勃的台北大稻埕，這是為蔣渭水送葬的行列。

蔣渭水為台灣日治時期醫師，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運動領導領袖之一。他所發起的四個事業，深深地影響了全台灣：第一為創立史上第一個全台性的文化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第二為創辦第一份台灣人的報紙《台灣民報》，第三為成立第一個具有 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第四則是組成第一個全台性的工會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在這4個組織當中，最早即是成立於1921年10月17日的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推展提升民眾文化的作為，舉凡發行文化會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等各類文化活動，是1920年代台灣啟蒙運動之先驅，蔣渭水因此被稱作是「台灣國父」。

然而在日治時期，台灣人權利處處受限的情況下，不僅僅是蔣渭水，許多台灣醫生也同樣投入民主運動，成為當時的潮流。

蔣渭水的姪孫蔣朝根，對祖父那個年代的描述：「當時有一句話叫做「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如果只醫病，那是一個普通的醫生；上醫醫國，則是關心整個社會。當時在學府裡頭，聚集著了一群台灣精英，彼此產生激盪。他們無論是從島內或者從島外，多多少少都會獲得一些訊息，比如說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或者是在東京留學生的活動，所以他們祕密地組織了一些社團，來聲討這種殖民體制。」

[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

日治時期，日本為了有效壓抑台灣人的民族思想，限制了台灣人接受教育的選項：「日據時代若去當醫生，在台灣來說算是一流的人，因為日本人限制你不能去讀法律，只能去讀農業和醫師，連工科也不讓你讀，做醫生政府干涉不來的，所以說很多優秀台灣的青年，紛紛向醫進行」黃鵬謀的父親黃順記，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的台灣人。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當時台灣就只有這一所醫科大學，於是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東北，成了許多擠不進醫學窄門的台灣青年讀醫的另一個選擇。

滿洲國在當時有第一流的醫學校滿洲醫科大學，吸引不少台人前往就讀，他們畢業以後，大半留在當地服務；也有自台灣、日本、朝鮮的取得醫生資格者到滿洲國行醫，他們在缺乏醫院、醫生這個新國度發揮所長，為滿洲國帶來完善的醫療以及健康。 

如今96歲的廖泉生，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戰後他回到台中開設仁愛醫院，執業超過72年。如今他年事已高，仍舊堅持看診，他的妻子說:「當地都是講國語，只有遇到日本來的患者，我們才講日語，他們很喜歡台灣的醫生，因為可以溝通，看病都指名找台灣的醫生，所以台灣的醫生都發展的很好。」

另一位93歲的謝久子，是3名當年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裡就讀的台灣女學生之一。 但她和其他出生台灣、遠赴滿洲求學的台灣人不大相同。身為台中豐原抗日望族的謝久子，出生東北，從小便在滿洲求學，接觸的都是日本教育。但她的父親謝秋涫，卻要求孩子得熟悉漢語:「有一段時間，父親請了個家庭教師教我漢文。漢文學了幾個月，我就不願意學了。但我知道，爸爸心裡還是想讓孩子知道漢文的……」

[出生抗日家族的謝秋涫，承襲了家族的精神，擁有要子女一定學習漢文的執著。(中間為謝秋涫)]

謝久子的父親謝秋涫執著於漢文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小便對父親謝道隆的抗日事蹟耳濡目染。1895年高舉虎旗抗日的「台灣民主國」大將丘逢甲，跟謝家是親戚。「台灣民主國」失敗後，謝秋涫的父親謝道隆只得離開台灣，去中國避風頭，等到風平浪靜後，才再度回到台灣，然而這時的台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謝道隆總共有6個兒子，其中謝秋涫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便赴「滿洲國」行醫。老四謝秋濤也是醫生，而最小的兒子謝秋汀雖不是醫生，但也去了「滿洲國」，繼承抗日家族的精神，在東北進行反日的地下工作

謝秋汀的女兒謝青雯跟父親一樣，對當年日本的侵略行為有著激昂不平的情緒:「日本人很壞，他們把精英分子都關在診療室，我父親想要繼承爺爺的遺訓，要打日本，因為有這種想法，他認為他不要陷入醫生的窠臼，一心只想著要回歸祖國。」

謝道隆的孫子謝文達更為特殊，他年輕時就讀日本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是台灣史上第一位飛行士。因為結識「議會請願運動」中林獻堂和蔣渭水等代表人物。1921年，他駕駛著飛機，在東京和橫濱上空盤旋時，撒下了為台灣人民發聲的抗議傳單。

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回憶起父親大膽的反日行動說道:「蔣渭水那時有問說這行動要多少經費，我父親揮揮手說免了，不用錢。這個傳單的內容寫得很簡單，說日本憲政體制的台灣總督高壓政策下，是日本現行體制的恥辱，是日本憲法制度的恥辱，台灣總督壓迫台灣人，台灣人在痛苦深淵之中，希望日本有志者能夠幫忙，讓台灣有議會。」

謝文達此番熱血的抗議行動，讓他馬上遭到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通緝，於是只好逃離日本，暫留東北。但此舉已讓他被關東廳警務局列為思想監察對象，後來謝文達只好轉往南方，加入黃埔軍校擔任飛行教官，完成反日的志向。然而身為空軍裡唯一的台灣人，特殊的身分不免引起同期的猜忌，認為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對他的忠誠始終無法信任。就算在這樣兩難的環境下，謝文達心中依舊懷著抗日的使命。

台中豐原的謝家 6兄弟，就有5人去了東北，儘管每個人懷抱的想法都不一樣，但他們知道自己和中國有著切不斷的臍帶關係，血液裡流淌的，是反日的激情。在「滿洲國」，每5位台灣人，就有1位醫生。這些醫生穿著白袍，在東北闖天下。他們深知行醫的背後，一定能為同為日本殖民的滿洲，有所貢獻。

1936年，小林躋造抵達台灣，成為台灣第17任總督。

出身日本海軍的小林，非常明白他此次擔當大任的目的，就是為日本的對外擴張做準備。

關於日本想稱霸東亞的野心，有一個人非常清楚。那就是被日本關東軍趕出東北的張學良。

祖籍河北的張學良，之所以視東北為故鄉，是因為一百多年前，中國的主人還是大清，他們視東北為滿清的發源地，以山海關為界，不准漢人進入。

從小生長在東北的地方文史工作者郭相聲說道：「滿清考慮啥呢，滿族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文化，漢族一進來就雜混就不清了。結果漢人到了東北以後，發現土地肥沃、林茂、水多，糧食豐產，被堵了一批以後怎麼辦呢，於是他們繞著過，偷的過，這樣偷的過一批又一批……」

我們稱這群主要來自山東和河北的漢人，偷渡前往東北的開拓史為「闖關東」，如今居住東北的滿人後代，不到一成。超過九成的人，都是當年闖關東的漢人後代。張學良的家族，就是其中一批。 

1931年「918」事變後，張學良年紀輕輕就當上將軍，主要還是來自父親張作霖的庇蔭。他帶著東北軍來到西安，擔任由蔣介石任命的「西北剿匪副總司令」這個職務。

 然而張作霖死於日本人之手，張學良的肩上從此背負起國仇家恨，以及東北漢人的期許。他深信和日本開戰，是他重返東北的唯一機會。

洪文山：「都是掛名的嘛，在張學良心裡當然不服氣，他一直想要收復東北，回到家鄉，可是老總統的看法是為顧全國大局，說不能跟日本打仗，我們打不過，實力差的太懸殊了，所以才攔阻他，不讓他打。所以他心裏一直想要報復，要回東北。這才發生西安事變」

[張學良與蔣介石]

西安事變發生於1936年12月12號，張學良決定和共產黨合作，脅持了蔣介石。蔣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此事件迫使國民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使中國建立了形式上的抗日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從此一去不復返。「滿洲國」就在張學良離開東北以後，成立了。

對離鄉的張學良和返鄉的溥儀來說，東北都是他們的故鄉。

而被日人捧在掌心裡，被禁錮回東北的溥儀，頂著「滿洲國」皇帝的頭銜，沒有實權就算了，四周還充斥著日本特務。成天過著身不由己的生活，表面上是皇帝，其實只是日本關東軍為了利己而操控的傀儡。日漸焦躁的溥儀，弄了一間小私塾，讓落魄的大清皇族來皇宮念書，愛新覺羅‧毓嶦，就是當時的學生之一：「溥儀他養活我們這幾個學生，幹什麼呢？我們就是他的奴才，專門要聽他使喚」

北京的恭親王府，是朝廷皇親國戚的住所，溥儀在滿洲建國後，中國各地的滿人紛紛回到東北協助建國。他們到了「滿洲國」以後，日本也不忘供給皇家王爺們薪餉，還是一般滿洲人收入的十來倍！像愛新覺羅‧毓嶦的父親就是「滿洲國」的末代王爺：「我父親那時候，在大連生活，說「滿洲國」一年給他一萬塊錢，條件是他要保持過去王爺的那個架子，對外也要有些活動，還有一個專門對外的秘書，這些一切的開銷每個月總是花光。」

[溥儀身高170公分、體重不到60公斤的他，看起來瘦弱無比，藏在眼鏡後的眼神，如同窺視一般膽顫心驚，透露出其敏感多疑的性格...]

在「滿洲國」內，皇親國戚在建國後，對溥儀帶領下的滿洲還是心存期待和希望。畢竟大清皇帝溥儀登基時，年僅3歲。在華麗而厚重的龍袍下，溥儀幼小的身軀，注定撐不起在中國當家了兩百多年的大清，在坐了4年龍椅之後，溥儀見證了大清王朝的滅亡，此後深居紫禁城的他，提心吊膽生活了12年，直到被革命軍馮玉祥趕出紫禁城。

逃亡到天津日本租界的溥儀，在日本人精密計算下，被請去滿洲當政治傀儡。「滿洲國」成立時，溥儀年僅26歲，和他一起住進皇宮裡的是3個他不是很在乎的女人，皇后婉容、淑妃文綉和貴人譚玉齡。

謝介石的兒子謝白倩提到這段稗官野史時說道：「溥儀成天都鬱悶，所以咱們說好像他喜歡男的，同性愛吧。」

關於溥儀的性向，從古至今一直爭議不斷，但他當時還是娶了兩位後宮，分別是皇后郭布羅氏婉容，以及皇妃鄂爾德特氏文綉。其實溥儀選妃的時候，第一個圈中的並不是婉容，而是文綉。但文綉長相平平，當時十七歲的婉容卻出落得美麗高貴，而且她的家世顯赫，深得四位太妃喜愛，於是最後選了婉容當皇后。但文綉既已被皇帝圈上，便不能嫁給他人，於是成為後宮妃子。而她們後來的際遇，就如同踏進皇室的起點一般，大不相同。

[皇后婉容]

關於皇后婉容，溥儀在她初進宮時十分寵愛她，還為她聘請過英文老師。婉容相貌嬌美、談吐文雅、舉止端莊，是一位集中西方文化優勢於一身的美麗貴婦。但兩人婚後一直無子，後人對此做過許多臆測，像是溥儀的性向、溥儀得了性病等等，傳言皆榜上有名，儘管如此，真正的原因仍無從知曉。婉容集溥儀寵愛於一身，然而卻因憂心文綉會瓜分溥儀的愛，而處處刁難，終導致溥儀對婉容的厭惡，與婉容漸行漸遠，鬱鬱寡歡的婉容轉而將生理的慾望轉向吸食鴉片、跟侍從私通，甚至懷上侍衛的孩子，傳言這位嬰兒甫出生，便被溥儀丟進熔爐燒死。儘管婉容的人生，已因深鎖末代王室而變得如殘花敗柳一般悲涼，但她就是放不下皇后的名份，無法抽離，最後的確如她所願，成為大清最後一位皇后，但她的後半生，已不如當初嫁入皇室一般幸福美滿。

        反觀與婉容同時過門的皇妃文綉(淑妃)，她的容貌、家世皆不及皇后婉容，不受四位太妃喜愛，又處處被婉容刁難，她與溥儀之間僅存夫妻之名。

    形同被打入冷宮的文綉，並不甘讓自己的人生受盡委屈。

[淑妃文綉]

當時的時代背景正逢政權更迭之際，日風逐漸開放，思想也日趨自由，於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刀妃革命」開始了，文綉趁著一次出宮散心，便不再回宮，只差人送回三封書信，訴請離婚。她的這個舉動著實讓溥儀及清朝遺老嚇了一大跳，開始拿繁文縟節對文綉施加壓力，試圖和解，卻適得其反。但文綉理直氣壯的列出當時民國憲法第六條(人人皆平等)的法令，並聘請律師與皇室抗衡，皇室碰了一鼻子灰，最終協商，以文綉終生不得再嫁，以及支付她一筆生活費為前提，簽字離婚。文綉因此成了大清史上第一位和皇帝離婚的妻子。

      為了懲罰讓自己遭受「休夫之辱」的婉容，溥儀迎娶了譚玉齡，封為祥貴人。儘管當時讓她進宮，只是為了逃避迎娶日本人女子，譚玉齡就等同擺設的犧牲品，但她心地善良、溫柔婉約、不擺架子的好脾氣，漸漸引起溥儀的關心。當時迷上攝影的溥儀，成天拿著相機把玩，據統計，拍攝譚玉齡的照片整整比婉容多了4倍之多，由此可見這位平易近人的貴人在溥儀心中的地位。可惜好景不常，兩人結髮7年後，譚玉麟病逝，但其死因眾說紛紜，也有人說是負責監視溥儀起居的吉岡安直，當初舉薦日本女子進宮不成，趁譚玉齡病重，藉機給毒死的。

[譚玉麟]

譚玉麟去世以後，吉岡安直再次向溥儀推薦日本女子，然而害怕徹底被日本人監控的溥儀，便以經歷喪妻之痛為由，拖延婚事。這次，溥儀從一堆中小學生的照片中，挑出了一位芳齡15歲，被稱為「末代皇娘」的李玉琴。她是最後一位遭受皇室荼毒的後宮女子。

[李玉琴]

此時除了妃子，圍繞在溥儀身邊的，主要還是被時代淘汰的清朝遺臣以及監視他的日本特務。儘管身為傀儡皇帝，溥儀仍然擺脫不了末代皇帝的汙名。身高170公分、體重不到60公斤的他，看起來瘦弱無比，藏在眼鏡後的眼神，如同窺視一般膽顫心驚，透露出其敏感多疑的性格。

伴隨溥儀左右的愛新覺羅‧毓嶦回憶起溥儀的多疑：「我在溥儀旁邊看報紙，

看完了你得翻面，一張報紙你一翻，不是會有點風？溥儀便怒說，你不知道我現在發燒嗎，感冒發燒我得避風，你在旁邊拿著報紙給我搧風，是不願我病好啊! 你說這玩意兒該怎麼小心，你也沒想到為了這事得給他趴地磕頭，你的腦袋得碰地，腦袋都磕破了。」

歷史的無情，總帶著一點荒謬。西安事變後，張學良開始了被禁錮的漫長人生；人在家鄉的溥儀儘管住在宮內，也形同被囚禁。他完全無權決定大小事，連為他看病的醫生他都作不了主。台灣醫生黃子正的兒子黃光國說:「滿洲國成立，溥儀需要個西醫，但他當時已經有好幾個中醫了，可他就是需要個西醫，他不相信日本人給他找的，但日本又不讓他找中國人，怎麼辦呢？」

 於是溥儀透過謝介石的人脈，介紹了黃光國的父親黃子正進宮，他自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從上海來到東北，擔任「滿洲國」外交部囑託醫師，除了擔任溥儀的御醫，黃子正還得為其他皇室成員看病，其中也包括皇后郭布羅‧婉容。

黃光國憶述：「宮內府有電話來，我父親就要馬上趕過去，至於看的是甚麼病，不能講的，他也沒談過，所以基本上對皇室成員的個人健康，他很少提，可是偶而也會提到婉容抽鴉片的事 。」

在御醫黃子正眼裡，皇后婉容和皇帝溥儀，儘管是日本的政治傀儡，仍然不減大清皇室的餘威。

在「滿洲國」時期，一批批台灣醫生來到東北，將醫術廣行於東北各處，不論種族。他們被稱為「大夫」。甚至當時東北還盛行了一種說法，說遙遠的南方有一座島嶼，叫做醫生島，那個醫生島，就是福爾摩沙台灣。

[溥儀需定期拜訪關東軍司令官，以表忠誠。]

         1931年9月18日，日軍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為藉口，在中國東北挑起了一場戰爭，藉機佔領瀋陽。中國的東北軍隊因此和日本關東軍爆發了一場軍事衝突，我們稱之為「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期間，日軍在中國瀋陽等地燒殺淫掠，肆意地屠殺中國老百姓，讓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國內，主張軍國主義導向的「少壯派」地位上升，國會和內閣總理大臣等「保皇派」的權力下降，日本因此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僅幾年時間，東北三省便全數遭日本關東軍佔領。滿洲國便在東北淪陷之時誕生了。

對於日本蠻橫的侵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自然不會坐視不管，請當時專門調停國家之間衝突的國際聯盟來協助調查此事。他們組織了一個以李頓將軍為首的李頓調查團前往東北，但因為航程太遠，延遲了調查團來華的行程。當調查團到達滿洲奉天時，滿洲國政權已被日本扶植成立，當地中國人都表示日軍非法佔領滿洲，而日本則對國聯宣稱其行動目的是維持該區和平。1932年9月4日，調查團在北平簽署了調查報告書，並將其送回日內瓦總部。報告書寫明「日本佔領行為是錯誤的」、「滿洲須交還予中國人」。在國聯針對這個事件的裁決進行投票前，日本以會進行更多侵略行動做要脅，但最後仍以40票對1票（1票為日本，另有暹羅投棄權票）通過了李頓報告書的聲明，否認滿洲國的合法地位，要求日本交還滿洲給中國。為此，日本憤而於1933年3月27日退出國聯，中國方面也因不承認滿洲國政權，而無法收復滿洲。日本從此明目張膽的支配起滿洲國。

[圖為 1932年5月，李頓調查團會見溥儀]

                從1932 到1945年短短14年歷史，滿洲國共有28個邦交國，甚至比台灣現在的23個邦交國還要多，但在中國的歷史上，滿洲國始終被稱為偽政權，這樣的說法對當年前往滿洲的台灣人來說，無法苟同。像在滿洲政府擔任興農部的參事官李朝舟就是一例，他的兒子李博信說: 「實際上認為滿洲政府是一個偽政府的，也只有國民黨政府，台灣人到滿洲去，是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情，我父親也是。因為在滿洲政府任職，他當然會這麼為滿洲國講話。」

        在這個被日本軍國主義給壟罩的時代，不論是侵略者日本、被侵略者中國、想闖天下出頭天的台灣人，每個人都有著各自的盤算。

像是跟隨溥儀二次訪日的謝介石，身邊不忘帶上他的兒子謝喆生做私人秘書。和父親一樣是從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他，似乎在謝介石心中有著特別的地位。 

1935年0 9月27號，謝介石帶著妻子王香禪，女兒謝秋生以及謝喆生回到台灣，參與台灣總督府為宣傳統治台灣40年舉辦的官方活動「台灣始政40年」，台灣總督府以及謝介石藉由這個活動，開始了各自的盤算。

       謝介石自從1911年前往大陸後，與台灣一別就是24年，其間總共才回台兩次。對出外打拼的台灣人而言，能夠風光返鄉是他們共同的心願，謝介石也不例外。曾聽母親講述這段往事的謝同生說: 「我母親說回去的時候是很隆重的，那邊接待的也非常周到，總的來說，跟我外公回台灣，就是光宗耀祖!」

當時的台灣總督中川健藏，為了謝介石的返鄉之旅，不但正式發出邀請函，還以國賓的規格禮遇。事實上，在謝介石還沒返台的半個月前，他的名字幾乎天天見報，「謝大使返鄉答禮之旅」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台灣，大家都知道謝大使要回台灣了。

如此刻意的安排，是經過台灣總督府的精心計算，因為他們要宣傳謝介石在官場上馳騁得意的影響力，是拜台灣總督府之賜，另外就是想要利用謝介石來沖淡台灣的反日情緒。受謝介石舉薦成為溥儀御醫的黃子正，他的兒子黃光國形容謝介石當年的光環: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台灣人裡面有人能當那麼高的官，是史無前例的，而且日本人用台灣人，不會讓他們在政界上出頭，那個時代的台灣人沒有一個人這樣，所以你知道當時謝介石是非常非常紅的。」

這樣一個紅人的返鄉之旅，有人艷羨，有人唾棄。因為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幫總督府做一場政治表演。1930年代，儘管台灣已經有了鐵路和水壩等建設，但此時的滿洲已經相當先進，尤其是東北的鐵路建設，在「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經營下，已經和日本旗鼓相當，這輛行駛於「滿洲國」，新京到大連之間的列車「亞細亞號」，早在1934年首次啟用時，時速已經高達130公里，超越了當時日本鐵道的95公里，這比當時台鐵最高75公里的時速，足足快了將近1倍。而其他建設發展的速度也突飛猛進。當年的大連市民崔德林回憶道:「當時的大連情況，跟整個中國大陸比較的話，是挺開化的，大連早就有電燈、電話了。電車跟汽車也是我小時候就有了。」

儘管謝介石心裡清楚，「滿洲國」的建設已經超越台灣，他仍恰如其分地表示可以把統治多年的台灣，當成「滿洲國」的典範，為總督府做足了面子。為了加強日本人對他的信任，他在演講中公開批評台灣風起雲湧的「議會請願運動」，提出台灣民意仍有問題、地方制度改造尚早的談話，讓台灣的知識菁英和「改革派」的仕紳階級非常不滿意，即使如此，他們還是會見了謝介石，畢竟他是當時名氣最大的看板人物。

謝介石這趟繁忙的返鄉之旅，事實上只是日本的棋子。謝介石外孫謝同生形容: 「感覺上周邊都是些盯著他看的人，日本人都有安排著，處處都是緊咬是非的那樣」

在結束這場政治表演秀以後，謝介石便回到他的家鄉新竹，接受謝家族人的熱情款待。撇開達成台灣總督府的任務不談，除了享受光榮返鄉的光環，謝介石還有一個盤算，就是要促成他的二兒子謝喆生跟新竹首富鄭肇基的千金鄭蓁蓁的親事，這恰恰說明了為何謝介石選擇鄭家的敬業院，做為他在台辦功的臨時官府。

他的孫子鄭德宣對印象中的謝介石有這般見解:「謝介石跟我祖父在新竹就認識了，當年謝介石去上海發展，過不了多久就到滿洲國去。當時台灣正處日治時代，他又是親日的，一直希望能衣錦還鄉，所以謝介石希望在他故鄉，以前看不起他的人也好，他的宗親面前也好，就希望跟我們結成親家。」

「謝鄭聯姻」是當年新竹州的大事件，大婚當天，日本警察便督促著百姓們把全新竹市的道路打理的乾乾淨淨，張燈結綵，自早晨起大街小巷全是等著一睹世紀婚禮的市民跟來自各地賀喜的達官貴人。對於這場婚宴的實況，鄭德宣當時雖還沒出生，但時常聽長輩提起: 「宴客地方就在我們家院子裡面，據說開了六十桌，連續吃三天晚上的囍宴。對當時的社會而言，這就像場世紀婚禮，因為附的嫁妝非常的豐厚，有一個一公尺金打的棺材，以前一定要送棺材，但我們認為送一般棺材太沒面子了，畢竟謝介石是外交部長，在大陸權傾一時，尤其在日本人面前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一來不能失禮二來我們也要面子，所以就盡量的鋪張。」

[1935年轟動新竹的大事件-謝鄭聯姻。新竹首富鄭肇基與滿洲國駐日大使謝介石成為親家。(謝全提供)]

在日治時期，能像謝介石這樣離鄉背井到陌生的環境發展，在回到台灣時能光宗耀祖，是許許多多身在「滿洲國」打拼的台灣人共同的想望，然而在那個時代想實現這般想望，只能與統治者日本搭上線。

1934年的「滿洲國」，是溥儀從執政轉變為皇帝的一年。而台灣人「來去東北」的潮流，逐漸帶動了兩岸之間的交流，彼此的流行文化也漸漸地有了交集。

   《台灣人在滿洲國》中，有兩位最耀眼的人妻，在那個混亂的年代，她們的美麗、堅毅與勇氣，讓這段歷史在強硬中有了溫婉、戰火中有了柔情、悽苦中有了安慰。她們是林氏好與王香禪，恰巧都是娛樂界的翹楚。

      1930年代的女性會前往滿洲國，大都是隨著家族，沒有女人是隻身到寒冷的東北去的。但台灣知名聲樂家林氏好，卻是一個人帶著簡單的行囊以及他的好嗓音，到東北發展她的娛樂事業。給了林氏好提起勇氣獨自勇闖天涯的原因，是因為丈夫盧丙丁的失蹤，讓她再也無心在家鄉唱歌，收拾起破碎的心離開了台灣。

[林氏好簽名照 (林章峰提供)]

她的丈夫盧丙丁，除了是台灣工友總聯盟的主要幹部，更和蔣渭水一樣是台灣民眾黨的一員，專為爭取台灣人的平等參政權四處奔走，本來從事教職的他，為了低調，改走和他太太一樣的娛樂事業，到戲院做「辯士」，在當時的娛樂圈夫妻二人的名聲很高。但他知所以從事「辯士」這個看著電影說故事的行業，實際上是為了號召台灣人團結反日。張幸貞: 「辯士就像是今天的名嘴，比如說他們跟總督府申請說要放關於北極熊的影片，總督府聽到北極熊，覺得無傷大雅，而且還父教育意義，自然不疑有他的答應了。結果播映的時候辯士就開始說，在那個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麼困難的環境當中，北極熊牠們會互相幫助，所以我們台灣人更要團結!就是會用這樣的方式暗諷當時的社會情景，在戲院駐守的日本警察就會跳出來制止辯士不得再講下去，下面的臺灣人就會開始起鬨說要看下去。」

    盧丙丁因此成為當時日本政府監視的首要對象。在蔣渭水逝後4年，剛好搭上日本人侵華戰爭的開始，他們趁勢掃蕩台灣的反殖民勢力，因為他們即將大舉侵略東亞，不能讓台灣的反日聲浪太過高昂。盧丙丁自然也在日本人剷除名單內，以痲瘋病為由，被送進樂聲療養院，從此消聲匿跡。「他因為曾經被毒打，所以皮膚上有一些傷痕，就有疑似痲瘋病的病徵，結果就被抓進樂生療養院，但經過診治以後，覺得這應該算是輕微的，不用待在院裡，所以日本人就開始跟他談條件，請他離開台灣，不准再回來。」張幸貞說。

林氏好身為盧丙丁的結髮妻子，她的好聲音不但沒被埋沒，反而被日商擁有的古倫比亞唱片公司簽下，請她到日本灌唱片，並允許她用母語(台語)唱出台灣風光。張幸真:「台灣人終於出了一位可以用自己的母語、唱自己的音樂，而且是可以用比較西方的唱腔來唱的歌手出現。」

[林氏好古倫比亞演唱會，她是日治時代第一位用母語(台語)唱歌的台灣人 (林章峰提供)]

當年她所演唱的「咱台灣」紅遍台灣，後來甚至前往日本和滿洲國發展，歌聲同樣傳遍東北。其實「咱台灣」的歌詞唱的雖是台灣景色，經過現代學者的研究其實是首有著抗日情懷的歌曲，但在那個年代，日本並不覺得這首歌有反抗意識，只覺得她唱出了殖民地的風光。在滿洲國，不論日本人跟台灣人，都是身在異鄉打拼的人，而林氏好的歌聲，撫慰了他們的鄉愁，帶給他們娛樂，與溫暖。

同樣踏上東北土地的女性，除了歷經喪夫之慟的林氏好，另一名則是為了支持丈夫的仕途，前往東北的台灣知名藝旦王香禪。她的丈夫正是《台灣人在滿洲國》的主角謝介石。

[讓謝介石發光發熱的幕後推手-她的妻子大稻埕名藝旦王香禪，當年若不是她傾力支持，謝介石也不會前往中國，更不會有機會成為台灣人時現夢想的先驅。]

在台灣的唱片、電影都不發達的時代，藝旦間是台灣人最大的娛樂場所，男人們到這裡尋歡解悶，同時也是文人雅士彼此傳遞訊息的場所。藝旦的主要表演的內容有南北戲曲、京戲和歌仔戲，除此之外，藝旦還得會吟詩作曲，而大稻埕因為商業活動發達，也成了藝旦間的主要集中區。

王香禪身為當年台灣勸業共進會公認的三大名旦之一，在大稻埕紅極一時，不但能彈能唱，還會寫詩。她將自己上一段失敗的婚姻經歷投入詩的創作，並且發表在報紙上抒發心情，而這些詩正巧讓懷才不遇的謝介石看見，被王香禪筆下的情意所吸引的他，也透過報紙，發表安慰詩回應王香禪。謝介石這個舉動，漸漸打動了王香禪的心，兩人因此結識、成為夫妻。

儘管當時謝介石還是個默默無名的窮書生，但王香禪身為名藝旦，見多識廣，閱人無數，看出謝介石的才氣與前途，支持丈夫勇闖天涯。1911年，王香禪便跟著謝介石去了中國，而謝介石也不負王香禪期待，到了東北果然大放異彩。

謝介石的孫子謝輝說:「我祖父之所以從政，和王香禪有很大的關係，王香禪在台灣的知名度，當時比我祖父要大得多的多，這是其一，其二，我祖父在從政期間，所有的資助都是出自王香禪的手，據說當時王香禪拿出了五斤的黃金，資助我祖父從政，因為王香禪也看出我祖父是個人才，將來必有大用，所以她拿出自己的積蓄。」

這位支持丈夫勇闖天涯的大稻埕藝旦王香禪，兩人牽手到了中國，首先落腳上海，沒想到竟在他鄉巧遇了在台灣的忘年之交-連橫。

連橫與王香禪在台灣就已相識，兩人被彼此的才氣所吸引，相知相惜，精神層面上的交流十分頻繁，連橫的「劍花室詩集」裡便收錄了一首七言絕句「滬上逢香禪女士」，來表達初逢王香禪的心情:

「淪落江南尚有詩，東風紅豆子離離，春申浦上還相見，腸斷天涯杜牧之。」

連橫將自己比喻為浪漫詩人代表杜牧，抒寫著對於初逢王香禪的驚喜，以及獲知她已成家的遺憾。由此可見連橫與王香禪深厚的情誼，從初識便已令人難忘。 而在王香禪停留上海的這段期間，兩人再續前緣，拜了連橫為師，請他精進自己的詩詞賦曲，兩人的師徒關係日漸深厚，而王香禪的丈夫謝介石，因此與連橫成了摯交。

1912年，謝介石受北洋政府所雇，前往吉林法政大學教書，夫妻倆便從上海移居東北，臨走前也邀請了連橫一同，因為東北是當時言論相對自由的地方。

連戰說: 「在吉林的時候，我祖父住在謝家一段時間，還寫了首詩，說客舍扶持如骨肉之距，意思是在客居那個時候，你們對我的扶持照顧，親如骨肉。這種交情應該是不錯的。」

後來連橫在《吉林新報》當記者，對袁世凱恢復帝制充滿批判的他，與謝介石站在主張恢復帝制「復辟派」的立場雖然呈對立的兩端，但因為彼此的友誼，兩人互相尊重，儘管從史料上看不出連橫的政治立場，但兩家的關係並未因政治的紛亂所影響，依舊緊密。連橫的孫子連戰補述: 「《吉林新報》還有一個叫做《邊聲報》，你批評袁世凱、反革命等等的，除了日本人以外，沒有人來管你的，所以這個報不只賣到全中國，還銷到海外去的，所以我認為這是我祖父留在東北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台灣大稻埕紅極一時的藝旦王香禪，到了東北以後的生活鮮少被人描繪，但關於她的丈夫謝介石卻為人稱頌，聲名遠播。我們都知道有一句俗話，每個成功的男人，身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從謝介石順遂的仕途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背後有個女人，用盡畢生的積蓄，放下自己的娛樂事業，將自己的下半輩子奉獻給她的夫君謝介石，讓5000多名台灣人，因著謝介石的成功，前仆後繼的到了滿洲國。如果說沒有王香禪當年的五斤黃金，也許《台灣人在滿洲國》這段歷史就會被改寫。

大家都說時勢造英雄，但這兩個女人面對時代的壓迫，所展現出的勇氣與付出，在英雄前也不惶多讓。一個用歌聲，撫慰了在天寒地凍的東北離鄉遊子的心；另一個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了台灣近代史上的傳奇人物。儘管是在女性主義尚未抬頭的時代，她們散發出的鋒芒依舊，為《台灣人在滿洲國》添加了更多色彩。 

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遭到英、美兩國經濟上的阻斷，社經陷入蕭條，在一片慘淡的情況下，一群如同叛逆青少年般血氣方剛的「少壯派」，帶著對以日本天皇為首的代表「保皇派」息事寧人態度的不滿，主張大興峰火，燎原國際，以示國威。這樣的新舊勢力，在日本國內互相牽制，一直延續到1934年，也是滿洲國邁入的第二年，在「少壯派」聲勢一面倒的情勢下，「保皇派」為了重獲日本國內的支持，終於不甘示弱，主張讓滿洲國跟日本同樣施行天皇體制，讓溥儀從「執政」變為「皇帝」。「保皇派」這樣的說法，讓「少壯派」無可辯駁，就在保皇派和少壯派的鬥爭漩渦中，沒想到這個才剛在日本掀起熱烈討論的消息，竟已悄悄傳到了在滿洲國當執政的溥儀耳裡。能如此篤定地將訊息傳遞給溥儀的人，是台灣人許丙，他是第一位當上日本貴族院議員的台灣人。

.[1945年，精通日語、擅長交際手腕的許丙，憑著人脈加上努力，成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當時最高的政治頭銜)]

許丙，淡水人，家裡原本從事中醫，不過父親走得早，留下幼小的他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生活，母子兩人開始打零工、做粗活。儘管過得卑微，但卻擁有念書的天份，加上入社會的早，許丙不僅懂得人情世故，還很熱心公益，這樣的性格彌補了他的出身，甫畢業以後便進入台灣第一名門板橋林本源家當掌櫃，獲得了林家人的信任。

像板橋林家這樣的社經地位，為何會接受出身低微的許丙?

1895年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板橋林家對於不斷覬覦自己家產的總督府十分戒備，一直到總督府終於下令要沒收林家財產以後，他們再也無法接受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事實，舉家遷往福建。

板橋林家林熊徵之子林明成，是現在華南金控的董事長，同樣有著優良經商基因的他說:「當年我們不想在日本統治之下住在台灣，於是先回大陸，只剩下我們的義勇跟一些管家在台灣做抗日的工作。有日本官員到福州來勸我們回來，但我們的祖先對於日本人沒收家產無法諒解，所以我們怎麼還會想要再回台灣呢? 」

被留在台灣的林家成員，是二房林爾嘉長子林景仁。出身高貴、家世背景良好的他，因家裡從商，時常與海外交際的環境下，他充分涉獵了中、日、法文等書籍，培養出更開明、更遼闊的思想。還曾與父親林爾嘉遊歷歐美各國，累積了與眾不同的經驗。這樣優秀的能力，讓他在台灣與日本政府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在昭和七年(1932)滿洲國建國那年，受聘為外交部歐美科長一職，在當時的「台灣第一人」外交總長謝介石底下工作。

林家終於意識到，在這個不得已的時代，與日本交好，才能保持台灣第一名門望族的名聲。但心裡總是不想與日本政府有太多牽扯，於是許丙嶄露頭角的機會就來了。許丙的長孫許博允說: 「我祖父到林家做了兩、三年以後，因為腦筋好、做事能力也強，語言方面也非常好，得到林熊徵的賞識，後來就當他的祕書，管林家整個產業。」

林家看上許丙的聰明世故以及交際手腕，將他推到最前線，去和他們排斥的日本政府打交道，聰明的許丙巧妙的利用了這層交流，向總督府釋出善意、讓日本人覺得他是一個很懂林家的人，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在林家跟日人之間穿梭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廣結善緣、拓展人脈，並利用自己林家大掌櫃的頭銜，到日本結識了溥儀的弟弟，溥傑。當時滿洲國還沒成立，許丙卻已將自己的人脈延伸到皇室，一直到滿洲國成立以後，許丙成為溥儀信任的左右手。

許博允: 「溥儀、溥傑、溥儒這些皇家子弟，他們從小跟我祖父、叔叔、父親的感情都很好。」

回到日本保皇派與少壯派的鬥爭，在保皇派與國內聲浪一面倒的狀態下，許丙分析少壯派對於溥儀重新當上皇帝一事，已是無力可回天，於是便和溥儀通風報信，果然，許丙又再次證明了他的可靠，讓溥儀成功地在1934年再次登基，年號從「大同」改成「康德」，許丙也當上「滿洲國宮內府顧問」。

[1935年，北白川宮晚餐會。前排右始許丙、服部兵次郎、東園基文、東園佐和子、辜顯榮、林熊徵，後排右始許伯埏、葉白、張鏡村]

「滿洲國」建國初期，日本政府曾安排板橋林家林爾嘉的姪子林熊祥，前往東北做投資考察，但對於沒了張作霖控管的東北，兵匪猖獗，人民的粗鄙之氣讓林熊祥望之卻步，可是對林家大掌櫃許丙而言，東北混亂的情勢，反倒成了他大顯身手的機會。早在918事變以前，許丙的精明的生意雷達彷彿有感應似的，在長春用很廉價的價格買了大量土地。「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將長春改為新京，並在這裡建城，許丙因此得以將廉價購得的土地，用高價再賣給日本，大賺了一筆「滿洲建國財」。1930年代，他的事業版圖除了「滿洲國」，還擴及朝鮮、東京和台灣，成為台灣的知名富豪。細心的許丙還刻意的避免和林家經營同一種產業，就算商場再得意，也不能破壞和林家的關係。

對於祖父的事業版圖非常了解的許博允說:「他不動產方面比較多，但很多是經商生意，小時候我常聽祖父講跟外國人、洋人買賣古董，或是嗽精的趣事，還有電影方面，比方說東寶東映日活，或是瑞典的電影公司，都是由我們總代理的。」

許丙跟謝介石這兩個台灣人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出身都不高，但就是因為出身不高，才會讓他們義無反顧、無後顧之憂的勇於向外發展、把握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像這樣的台灣人還有很多，因此才造就了<台灣人在滿洲國>充滿勇氣的故事。

當然，其中也有家世背景良好，但為了磨練自己而勇闖天涯的台灣人，那就是出身鹿港辜家的辜顯榮，他跟許丙一樣，除了都是貴族院議員，也都和日本有著好交情。他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因緣際會之下，代表艋舺仕紳迎接日軍進台北城而聞名。成為當時台灣總督第一個認識的台灣人。辜顯榮八子辜寬敏回憶: 「台北治安非常亂，沒有維持治安的人，所以台北人就覺得和平接收比較好，所以那時候要請幾個代表的紳士，這些仕紳都是有錢人，去跟日本講，他們的安全有沒有保障，所以他們都不來，就在龍山寺，群眾就在那裡等，但是那些代表都沒有來，大家就開始鼓噪，我父親他比較高，人家說那你去好了，我父親的性格就是這樣子，並不是說他在台灣有什麼特別身份。」

 同樣是貴族院議員，但辜顯榮卻是在日治時期以後才翻身，當時許丙因為親近溥儀、親近滿清皇室，所以往東北發展。但辜顯榮的路線就跟許丙不一樣了，他是往南京，向蔣介石政府那裡走去。辜顯榮跟蔣介石的緣分從1933年在福建發生的閩變就結下。當時中國有一群反蔣的人，在福州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以對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這場原本興起的戰事，因著辜顯榮從中斡旋，才讓蔣介石度過了這場叛變。

身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的他，了解日本人的對擴張東亞的野心，讓他暗自焦急。「那個時候他一個台灣人到南京去，雖然他是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但也不過是來自殖民地的辜顯榮，為什麼要關心日本跟中國的事情呢？他看日本跟今天的中國，發生戰爭，以那個時候雙方的軍事水準，不知道要損失多少人，幾百幾萬人，為了要避免這幾百萬人的犧牲，他想盡辦法要避免這個事情。」辜寬敏說。在那個砲火四起的年代，對辜顯榮來說，追求和平、保中國人民安全，是他能對祖國所能盡最多的愛。辜寬敏說: 「我父親為了避免日本跟中國打仗，他東京南京兩邊跑，來來去去好幾回。」

然而30年代的蔣介石首重「先安內，後壤外」。一心只想扳倒最大的敵人「內憂」共產黨，「外患」日本並不是頭號目標，於是對辜顯榮的耳提面命，並沒有太過在意。他沒看到辜顯榮為中國人民生死的憂心，也沒看到辜顯榮想立下汗馬功勞的決心，因為如果他說服了蔣介石，日本就可以扶植蔣介石成為一個政權，沒有戰爭，也沒有傷亡。但走上和平談判的，卻是汪精衛，他的政權在上海被扶植起來，成為日本操弄於手掌心中的又一個傀儡。蔣介石，則是走上抗日這條漫長又艱辛的路。

新舊政權交替中，不論在「滿洲國」還是在台灣，有人抓到機會趁勢崛起，有人則被命運之神欽點，順勢成為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他們依著自己的政商脈絡

發展出不同的政治交易，但相同的是，他們都來自台北的大稻埕。

[前往滿洲國的台灣人，多從台北大稻埕發跡，尤其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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