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天傳播

1931年8月23號，一個5千多人的送葬隊伍，浩浩蕩蕩的穿越了平常熙熙攘攘、商機蓬勃的台北大稻埕，這是為蔣渭水送葬的行列。

蔣渭水為台灣日治時期醫師，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運動領導領袖之一。他所發起的四個事業，深深地影響了全台灣：第一為創立史上第一個全台性的文化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第二為創辦第一份台灣人的報紙《台灣民報》，第三為成立第一個具有 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第四則是組成第一個全台性的工會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在這4個組織當中，最早即是成立於1921年10月17日的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推展提升民眾文化的作為，舉凡發行文化會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等各類文化活動，是1920年代台灣啟蒙運動之先驅，蔣渭水因此被稱作是「台灣國父」。

然而在日治時期，台灣人權利處處受限的情況下，不僅僅是蔣渭水，許多台灣醫生也同樣投入民主運動，成為當時的潮流。

蔣渭水的姪孫蔣朝根，對祖父那個年代的描述：「當時有一句話叫做「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如果只醫病，那是一個普通的醫生；上醫醫國，則是關心整個社會。當時在學府裡頭，聚集著了一群台灣精英，彼此產生激盪。他們無論是從島內或者從島外，多多少少都會獲得一些訊息，比如說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或者是在東京留學生的活動，所以他們祕密地組織了一些社團，來聲討這種殖民體制。」

[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

日治時期，日本為了有效壓抑台灣人的民族思想，限制了台灣人接受教育的選項：「日據時代若去當醫生，在台灣來說算是一流的人，因為日本人限制你不能去讀法律，只能去讀農業和醫師，連工科也不讓你讀，做醫生政府干涉不來的，所以說很多優秀台灣的青年，紛紛向醫進行」黃鵬謀的父親黃順記，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的台灣人。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當時台灣就只有這一所醫科大學，於是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東北，成了許多擠不進醫學窄門的台灣青年讀醫的另一個選擇。

滿洲國在當時有第一流的醫學校滿洲醫科大學，吸引不少台人前往就讀，他們畢業以後，大半留在當地服務；也有自台灣、日本、朝鮮的取得醫生資格者到滿洲國行醫，他們在缺乏醫院、醫生這個新國度發揮所長，為滿洲國帶來完善的醫療以及健康。 

如今96歲的廖泉生，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戰後他回到台中開設仁愛醫院，執業超過72年。如今他年事已高，仍舊堅持看診，他的妻子說:「當地都是講國語，只有遇到日本來的患者，我們才講日語，他們很喜歡台灣的醫生，因為可以溝通，看病都指名找台灣的醫生，所以台灣的醫生都發展的很好。」

另一位93歲的謝久子，是3名當年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裡就讀的台灣女學生之一。 但她和其他出生台灣、遠赴滿洲求學的台灣人不大相同。身為台中豐原抗日望族的謝久子，出生東北，從小便在滿洲求學，接觸的都是日本教育。但她的父親謝秋涫，卻要求孩子得熟悉漢語:「有一段時間，父親請了個家庭教師教我漢文。漢文學了幾個月，我就不願意學了。但我知道，爸爸心裡還是想讓孩子知道漢文的……」

[出生抗日家族的謝秋涫，承襲了家族的精神，擁有要子女一定學習漢文的執著。(中間為謝秋涫)]

謝久子的父親謝秋涫執著於漢文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小便對父親謝道隆的抗日事蹟耳濡目染。1895年高舉虎旗抗日的「台灣民主國」大將丘逢甲，跟謝家是親戚。「台灣民主國」失敗後，謝秋涫的父親謝道隆只得離開台灣，去中國避風頭，等到風平浪靜後，才再度回到台灣，然而這時的台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謝道隆總共有6個兒子，其中謝秋涫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便赴「滿洲國」行醫。老四謝秋濤也是醫生，而最小的兒子謝秋汀雖不是醫生，但也去了「滿洲國」，繼承抗日家族的精神，在東北進行反日的地下工作

謝秋汀的女兒謝青雯跟父親一樣，對當年日本的侵略行為有著激昂不平的情緒:「日本人很壞，他們把精英分子都關在診療室，我父親想要繼承爺爺的遺訓，要打日本，因為有這種想法，他認為他不要陷入醫生的窠臼，一心只想著要回歸祖國。」

謝道隆的孫子謝文達更為特殊，他年輕時就讀日本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是台灣史上第一位飛行士。因為結識「議會請願運動」中林獻堂和蔣渭水等代表人物。1921年，他駕駛著飛機，在東京和橫濱上空盤旋時，撒下了為台灣人民發聲的抗議傳單。

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回憶起父親大膽的反日行動說道:「蔣渭水那時有問說這行動要多少經費，我父親揮揮手說免了，不用錢。這個傳單的內容寫得很簡單，說日本憲政體制的台灣總督高壓政策下，是日本現行體制的恥辱，是日本憲法制度的恥辱，台灣總督壓迫台灣人，台灣人在痛苦深淵之中，希望日本有志者能夠幫忙，讓台灣有議會。」

謝文達此番熱血的抗議行動，讓他馬上遭到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通緝，於是只好逃離日本，暫留東北。但此舉已讓他被關東廳警務局列為思想監察對象，後來謝文達只好轉往南方，加入黃埔軍校擔任飛行教官，完成反日的志向。然而身為空軍裡唯一的台灣人，特殊的身分不免引起同期的猜忌，認為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對他的忠誠始終無法信任。就算在這樣兩難的環境下，謝文達心中依舊懷著抗日的使命。

台中豐原的謝家 6兄弟，就有5人去了東北，儘管每個人懷抱的想法都不一樣，但他們知道自己和中國有著切不斷的臍帶關係，血液裡流淌的，是反日的激情。在「滿洲國」，每5位台灣人，就有1位醫生。這些醫生穿著白袍，在東北闖天下。他們深知行醫的背後，一定能為同為日本殖民的滿洲，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