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23號,一個5千多人的送葬隊伍,浩浩蕩蕩的穿越了平常熙熙攘攘、商機蓬勃的台北大稻埕,這是為蔣渭水送葬的行列。

 

蔣渭水為台灣日治時期醫師,同時也是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的創立者,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治時期反殖民運動運動領導領袖之一。他所發起的四個事業,深深地影響了全台灣:第一為創立史上第一個全台性的文化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第二為創辦第一份台灣人的報紙《台灣民報》,第三為成立第一個具有 現代意義的政黨「臺灣民眾黨」,第四則是組成第一個全台性的工會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在這4個組織當中,最早即是成立於1921年10月17日的以「助長臺灣文化之發展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積極推展提升民眾文化的作為,舉凡發行文化會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設立文化書局等各類文化活動,是1920年代台灣啟蒙運動之先驅,蔣渭水因此被稱作是「台灣國父」。

 

然而在日治時期,台灣人權利處處受限的情況下,不僅僅是蔣渭水,許多台灣醫生也同樣投入民主運動,成為當時的潮流。

 

蔣渭水的姪孫蔣朝根,對祖父那個年代的描述:「當時有一句話叫做「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如果只醫病,那是一個普通的醫生;上醫醫國,則是關心整個社會。當時在學府裡頭,聚集著了一群台灣精英,彼此產生激盪。他們無論是從島內或者從島外,多多少少都會獲得一些訊息,比如說孫中山的辛亥革命,或者是在東京留學生的活動,所以他們祕密地組織了一些社團,來聲討這種殖民體制。」

 01.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

[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

日治時期,日本為了有效壓抑台灣人的民族思想,限制了台灣人接受教育的選項:「日據時代若去當醫生,在台灣來說算是一流的人,因為日本人限制你不能去讀法律,只能去讀農業和醫師,連工科也不讓你讀,做醫生政府干涉不來的,所以說很多優秀台灣的青年,紛紛向醫進行」黃鵬謀的父親黃順記,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的台灣人。1936年台灣唯一培養醫生的學校「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今台大醫學院校區),聚集了台灣最頂尖的社會菁英。當時台灣就只有這一所醫科大學,於是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東北,成了許多擠不進醫學窄門的台灣青年讀醫的另一個選擇。

 

滿洲國在當時有第一流的醫學校滿洲醫科大學,吸引不少台人前往就讀,他們畢業以後,大半留在當地服務;也有自台灣、日本、朝鮮的取得醫生資格者到滿洲國行醫,他們在缺乏醫院、醫生這個新國度發揮所長,為滿洲國帶來完善的醫療以及健康。 

 

如今96歲的廖泉生,就是滿洲醫科大學的畢業生,戰後他回到台中開設仁愛醫院,執業超過72年。如今他年事已高,仍舊堅持看診,他的妻子說:「當地都是講國語,只有遇到日本來的患者,我們才講日語,他們很喜歡台灣的醫生,因為可以溝通,看病都指名找台灣的醫生,所以台灣的醫生都發展的很好。」

 

另一位93歲的謝久子是3名當年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裡就讀的台灣女學生之一。 她和其他出生台灣遠赴滿洲求學的台灣人不大相同。身為台中豐原抗日望族的謝久子,出生東北,從小便在滿洲求學接觸的都是日本教育。但她的父親謝秋涫卻要求孩子得熟悉漢語:「有一段時間,父親請了個家庭教師教我漢文漢文學了幾個月,我就不願意學了但我知道,爸爸心裡還是想讓孩子知道漢文的……」

 03.出生抗日家族的謝秋涫,承襲了家族的精神,擁有要子女一定學習漢文的執著。(中間為謝秋涫)

[出生抗日家族的謝秋涫,承襲了家族的精神,擁有要子女一定學習漢文的執著。(中間為謝秋涫)]

謝久子的父親謝秋涫執著於漢文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小便對父親謝道隆的抗日事蹟耳濡目染。1895年高舉虎旗抗日的「台灣民主國」大將丘逢甲,跟謝家是親戚。「台灣民主國」失敗後謝秋涫的父親謝道隆只得離開台灣,去中國避風頭,等到風平浪靜後,才再度回到台灣,然而這時的台灣,已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謝道隆總共有6個兒子其中謝秋涫就讀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便赴「滿洲國」行醫。老四謝秋濤也是醫生,而最小的兒子謝秋汀雖不是醫生,但也去了「滿洲國」,繼承抗日家族的精神,在東北進行反日的地下工作

謝秋汀的女兒謝青雯跟父親一樣,對當年日本的侵略行為有著激昂不平的情緒:「日本人很壞,他們把精英分子都關在診療室,我父親想要繼承爺爺的遺訓,要打日本,因為有這種想法,他認為他不要陷入醫生的窠臼,一心只想著要回歸祖國。」

 

謝道隆的孫子謝文達更為特殊他年輕時就讀日本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是台灣史上第一位飛行士。因為結識「議會請願運動」中林獻堂和蔣渭水等代表人物。1921年,他駕駛著飛機,在東京和橫濱上空盤旋時,撒下了為台灣人民發聲的抗議傳單。

 

謝文達的兒子謝東漢回憶起父親大膽的反日行動說道:「蔣渭水那時有問說這行動要多少經費,我父親揮揮手說免了,不用錢。這個傳單的內容寫得很簡單,說日本憲政體制的台灣總督高壓政策下,是日本現行體制的恥辱,是日本憲法制度的恥辱,台灣總督壓迫台灣人,台灣人在痛苦深淵之中,希望日本有志者能夠幫忙,讓台灣有議會。」

 

謝文達此番熱血的抗議行動,讓他馬上遭到日本政府和台灣總督府通緝,於是只好逃離日本,暫留東北但此舉已讓他被關東廳警務局列為思想監察對象,後來謝文達只好轉往南方加入黃埔軍校擔任飛行教官完成反日的志向。然而身為空軍裡唯一的台灣人,特殊的身分不免引起同期的猜忌,認為他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對他的忠誠始終無法信任。就算在這樣兩難的環境下,謝文達心中依舊懷著抗日的使命。

 

台中豐原的謝家 6兄弟就有5人去了東北儘管每個人懷抱的想法都不一樣但他們知道自己和中國有著切不斷的臍帶關係,血液裡流淌的,是反日的激情在「滿洲國」每5位台灣人,就有1位醫生這些醫生穿著白袍,在東北闖天下他們深知行醫的背後一定能為同為日本殖民的滿洲,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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