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天傳播

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遭到英、美兩國經濟上的阻斷，社經陷入蕭條，在一片慘淡的情況下，一群如同叛逆青少年般血氣方剛的「少壯派」，帶著對以日本天皇為首的代表「保皇派」息事寧人態度的不滿，主張大興峰火，燎原國際，以示國威。這樣的新舊勢力，在日本國內互相牽制，一直延續到1934年，也是滿洲國邁入的第二年，在「少壯派」聲勢一面倒的情勢下，「保皇派」為了重獲日本國內的支持，終於不甘示弱，主張讓滿洲國跟日本同樣施行天皇體制，讓溥儀從「執政」變為「皇帝」。「保皇派」這樣的說法，讓「少壯派」無可辯駁，就在保皇派和少壯派的鬥爭漩渦中，沒想到這個才剛在日本掀起熱烈討論的消息，竟已悄悄傳到了在滿洲國當執政的溥儀耳裡。能如此篤定地將訊息傳遞給溥儀的人，是台灣人許丙，他是第一位當上日本貴族院議員的台灣人。

.[1945年，精通日語、擅長交際手腕的許丙，憑著人脈加上努力，成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當時最高的政治頭銜)]

許丙，淡水人，家裡原本從事中醫，不過父親走得早，留下幼小的他與母親相依為命。為了生活，母子兩人開始打零工、做粗活。儘管過得卑微，但卻擁有念書的天份，加上入社會的早，許丙不僅懂得人情世故，還很熱心公益，這樣的性格彌補了他的出身，甫畢業以後便進入台灣第一名門板橋林本源家當掌櫃，獲得了林家人的信任。

像板橋林家這樣的社經地位，為何會接受出身低微的許丙?

1895年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板橋林家對於不斷覬覦自己家產的總督府十分戒備，一直到總督府終於下令要沒收林家財產以後，他們再也無法接受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事實，舉家遷往福建。

板橋林家林熊徵之子林明成，是現在華南金控的董事長，同樣有著優良經商基因的他說:「當年我們不想在日本統治之下住在台灣，於是先回大陸，只剩下我們的義勇跟一些管家在台灣做抗日的工作。有日本官員到福州來勸我們回來，但我們的祖先對於日本人沒收家產無法諒解，所以我們怎麼還會想要再回台灣呢? 」

被留在台灣的林家成員，是二房林爾嘉長子林景仁。出身高貴、家世背景良好的他，因家裡從商，時常與海外交際的環境下，他充分涉獵了中、日、法文等書籍，培養出更開明、更遼闊的思想。還曾與父親林爾嘉遊歷歐美各國，累積了與眾不同的經驗。這樣優秀的能力，讓他在台灣與日本政府結下了密切的關係。在昭和七年(1932)滿洲國建國那年，受聘為外交部歐美科長一職，在當時的「台灣第一人」外交總長謝介石底下工作。

林家終於意識到，在這個不得已的時代，與日本交好，才能保持台灣第一名門望族的名聲。但心裡總是不想與日本政府有太多牽扯，於是許丙嶄露頭角的機會就來了。許丙的長孫許博允說: 「我祖父到林家做了兩、三年以後，因為腦筋好、做事能力也強，語言方面也非常好，得到林熊徵的賞識，後來就當他的祕書，管林家整個產業。」

林家看上許丙的聰明世故以及交際手腕，將他推到最前線，去和他們排斥的日本政府打交道，聰明的許丙巧妙的利用了這層交流，向總督府釋出善意、讓日本人覺得他是一個很懂林家的人，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在林家跟日人之間穿梭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廣結善緣、拓展人脈，並利用自己林家大掌櫃的頭銜，到日本結識了溥儀的弟弟，溥傑。當時滿洲國還沒成立，許丙卻已將自己的人脈延伸到皇室，一直到滿洲國成立以後，許丙成為溥儀信任的左右手。

許博允: 「溥儀、溥傑、溥儒這些皇家子弟，他們從小跟我祖父、叔叔、父親的感情都很好。」

回到日本保皇派與少壯派的鬥爭，在保皇派與國內聲浪一面倒的狀態下，許丙分析少壯派對於溥儀重新當上皇帝一事，已是無力可回天，於是便和溥儀通風報信，果然，許丙又再次證明了他的可靠，讓溥儀成功地在1934年再次登基，年號從「大同」改成「康德」，許丙也當上「滿洲國宮內府顧問」。

[1935年，北白川宮晚餐會。前排右始許丙、服部兵次郎、東園基文、東園佐和子、辜顯榮、林熊徵，後排右始許伯埏、葉白、張鏡村]

「滿洲國」建國初期，日本政府曾安排板橋林家林爾嘉的姪子林熊祥，前往東北做投資考察，但對於沒了張作霖控管的東北，兵匪猖獗，人民的粗鄙之氣讓林熊祥望之卻步，可是對林家大掌櫃許丙而言，東北混亂的情勢，反倒成了他大顯身手的機會。早在918事變以前，許丙的精明的生意雷達彷彿有感應似的，在長春用很廉價的價格買了大量土地。「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將長春改為新京，並在這裡建城，許丙因此得以將廉價購得的土地，用高價再賣給日本，大賺了一筆「滿洲建國財」。1930年代，他的事業版圖除了「滿洲國」，還擴及朝鮮、東京和台灣，成為台灣的知名富豪。細心的許丙還刻意的避免和林家經營同一種產業，就算商場再得意，也不能破壞和林家的關係。

對於祖父的事業版圖非常了解的許博允說:「他不動產方面比較多，但很多是經商生意，小時候我常聽祖父講跟外國人、洋人買賣古董，或是嗽精的趣事，還有電影方面，比方說東寶東映日活，或是瑞典的電影公司，都是由我們總代理的。」

許丙跟謝介石這兩個台灣人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出身都不高，但就是因為出身不高，才會讓他們義無反顧、無後顧之憂的勇於向外發展、把握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像這樣的台灣人還有很多，因此才造就了<台灣人在滿洲國>充滿勇氣的故事。

當然，其中也有家世背景良好，但為了磨練自己而勇闖天涯的台灣人，那就是出身鹿港辜家的辜顯榮，他跟許丙一樣，除了都是貴族院議員，也都和日本有著好交情。他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因緣際會之下，代表艋舺仕紳迎接日軍進台北城而聞名。成為當時台灣總督第一個認識的台灣人。辜顯榮八子辜寬敏回憶: 「台北治安非常亂，沒有維持治安的人，所以台北人就覺得和平接收比較好，所以那時候要請幾個代表的紳士，這些仕紳都是有錢人，去跟日本講，他們的安全有沒有保障，所以他們都不來，就在龍山寺，群眾就在那裡等，但是那些代表都沒有來，大家就開始鼓噪，我父親他比較高，人家說那你去好了，我父親的性格就是這樣子，並不是說他在台灣有什麼特別身份。」

 同樣是貴族院議員，但辜顯榮卻是在日治時期以後才翻身，當時許丙因為親近溥儀、親近滿清皇室，所以往東北發展。但辜顯榮的路線就跟許丙不一樣了，他是往南京，向蔣介石政府那裡走去。辜顯榮跟蔣介石的緣分從1933年在福建發生的閩變就結下。當時中國有一群反蔣的人，在福州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以對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而這場原本興起的戰事，因著辜顯榮從中斡旋，才讓蔣介石度過了這場叛變。

身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的他，了解日本人的對擴張東亞的野心，讓他暗自焦急。「那個時候他一個台灣人到南京去，雖然他是日本貴族院的議員，但也不過是來自殖民地的辜顯榮，為什麼要關心日本跟中國的事情呢？他看日本跟今天的中國，發生戰爭，以那個時候雙方的軍事水準，不知道要損失多少人，幾百幾萬人，為了要避免這幾百萬人的犧牲，他想盡辦法要避免這個事情。」辜寬敏說。在那個砲火四起的年代，對辜顯榮來說，追求和平、保中國人民安全，是他能對祖國所能盡最多的愛。辜寬敏說: 「我父親為了避免日本跟中國打仗，他東京南京兩邊跑，來來去去好幾回。」

然而30年代的蔣介石首重「先安內，後壤外」。一心只想扳倒最大的敵人「內憂」共產黨，「外患」日本並不是頭號目標，於是對辜顯榮的耳提面命，並沒有太過在意。他沒看到辜顯榮為中國人民生死的憂心，也沒看到辜顯榮想立下汗馬功勞的決心，因為如果他說服了蔣介石，日本就可以扶植蔣介石成為一個政權，沒有戰爭，也沒有傷亡。但走上和平談判的，卻是汪精衛，他的政權在上海被扶植起來，成為日本操弄於手掌心中的又一個傀儡。蔣介石，則是走上抗日這條漫長又艱辛的路。

新舊政權交替中，不論在「滿洲國」還是在台灣，有人抓到機會趁勢崛起，有人則被命運之神欽點，順勢成為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他們依著自己的政商脈絡

發展出不同的政治交易，但相同的是，他們都來自台北的大稻埕。

[前往滿洲國的台灣人，多從台北大稻埕發跡，尤其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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